一方面，一些世界性的大國由於力量的消退，逐漸從引領秩序的霸權者回到了均勢的秩序中。二戰後的英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它正逐步從世界性的大國向區域中的大國轉變。美國在近年來對於巧實力的運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從世界霸權巔峰上衰退下來的趨勢。當然，並不是所有從全球性霸權國家位置滑落下來的國家都能順利融入均勢格局，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就是一個反例。它仍然具有全球帝國的雄心，試圖獲得與美國平起平坐的位置，可是沒有足夠的國力來支持。它抗拒現有秩序對自己的約束，卻無力提供替代性的秩序來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並由此陷入了無法擺脫的戰略困境。
另一方面，一些上升中的大國，卻通過融入世界秩序，以借力的方式獲取自己的大國權威。這其中最為成功的例子是德國。然而，並非所有上升中的大國都能順利融入世界秩序，因為所有既存的秩序往往有利於既得利益者，而非新來者。要在融入秩序中，逐步獲得大國地位，往往需要一個較長的博弈過程，並借助於一些意外情況的發生。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一個大而窮的國家，逐步成為實力雄厚的大國，某種意義上，走的就是這條韜光養晦的路線。當然，這也依賴於9·11之後美國反恐戰爭帶來的全球秩序動蕩，中國充分利用了這段機遇期實現了國家的崛起。今天中國與美國在南海以及東南亞地區的角力，正反映了美國試圖重建亞太秩序而與作為既成事實的中國影響力之間的緊張關係。
其三，還有一些國家是游離於現有秩序、甚至挑戰現有秩序的大國。由於依附於現有秩序的有很多其他上升中的大國，那些拒絕融入的大國在崛起的過程中，通常會被視為地區秩序的挑戰者，而面臨著更大的壓力與風險。從人類的歷史來看，一戰、二戰的德國，二戰時期的日本也是如此，在當代國際社會中，伊朗也曾經試圖扮演這樣的角色，而所謂伊核問題，其實正是伊朗的大國野心與國際秩序博弈的一個關鍵點。
兩種約束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如何進一步樹立大國威信，取決於中國的抱負。我們要成為真正的世界性大國，就要不僅能夠為全世界提供公共服務，以實現替代現有秩序的新秩序，而且還要有能夠超越多元性、地方性的世界性的信念與價值。從目前的態勢來看，亟待我們努力去做好這些方面的準備。
與美國試圖掩飾其文化特殊性而提出全球性的信念不同，現代中國的價值理念是一個將普適性的社會主義價值本土化後的產物。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強調中國國情與歷史的獨特性，最終讓社會主義革命與中國傳統的文化內核相結合。這種結合突出表現為中國共產黨在由革命的政黨向執政的政黨轉化過程中，對中國傳統治理藝術與價值理念的複歸，最終表現為“禮法共治”的政治理念。這種向傳統的複歸，必須考慮治理的內部化、地方化與特色化，及其對中國走向世界性大國的約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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