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報》曾經在一篇關於智庫的報道中說，“在中國智庫的自我評價中，中央領導人的批示無疑是智庫影響力的最佳指標。”這篇報道引述了《北京青年報》報道中的例子，“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屜里，整齊擺放著38份得到中央領導批示的建議書”。智庫對領導批示的重視，加之國家對“一帶一路”的大量資金投入，以及該議題較低的敏感度，或許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本該自主選題、獨立研究的智庫都同時湧向了“一帶一路”的研究。
一個智庫的成功，不但要有資金支持，還要有高質量的研究人員和領導者。在中國的大部分智庫的人員構成中，不難看到現任政府官員的身影，這使得美國智庫的一大典型特點——“旋轉門”機制——在中國的智庫中變得十分罕見。
美國經常看到的情況是，卸任的政府官員到智庫從事研究，而智庫的研究員則可以離開智庫，到政府成為執政者，這意在形成政府與智庫之間廣泛的人際網絡，也因卸任的政府官員對政策制定了解更深，從而能夠做出更有針對性的研究，使智庫能夠更有力地影響決策。然而，在“旋轉門”機制下，這些身份轉換的人只能保留“政府官員”或“智庫研究員”這兩個身份的其中一個，以便智庫能夠保持其研究的獨立性。
但在中國的這四百多個智庫中，絕大部分都有現任政府官員或以領導的身份，或以研究員的身份出現，而即使是在受政府影響相對較小的民間智庫中，也有大約一半有現任官員“坐鎮”，在一些宣稱是“獨立的”、“非營利性”的機構里，也能看到現任政府官員的身影。不可否認，這些政府官員能夠幫助智庫與政府決策部門搭起橋梁，但卻很難說智庫研究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會相應地受到限制。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發布的《2014年全球智庫指數報告》（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國的智庫數量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而且，近兩年，中國的智庫在媒體上的曝光率也日趨增多。從這兩個意義上看，中國智庫的發展似乎生機勃勃，然而，在2012年“十八大”報告發布後成立的真正意義上的智庫其實並不多。
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的《2014年中國智庫報告》指出，中國的“活躍智庫”有相當一部分都是在1977年以前建成；而我們的研究數據也顯示，所謂“活躍智庫”中，混雜了各種咨詢機構和媒體的評論專欄，他們本來只是信息的聚集地，可是現在卻也都冠上了“智庫”的名頭。
前不久，中國股市大跌，針對本次“股災”的評論文章立刻就成了一些智庫網站的重點推薦，這些文章往往篇幅不長，且沒有嚴密的數據支持，也不是經過長時間嚴謹的研究而得出的結論，更接近於普通媒體上的專欄文章。這還有一些智庫日常是發布對其他智庫的研究成果的匯編，而少有發布該機構原創的研究成果，顯然，這些“智庫”想要成為真正的智庫，應該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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