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新審視智庫的“行業背景”，讓智庫研究回歸“職業屬性”。各類研究機構本來都是因行業而設，如政府類的主司宏觀政策研究，高校類則根據各自特點（有人文的、理工的、綜合的）主司教育政策研究，黨校類則主司黨的幹部政策研究，企業類則主司微觀生產運營政策研究，等等。改革開放後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使得上述研究機構都無一例外地湧向經濟研究領域。比如強調生態經濟，那就都一窩蜂地謀劃如何“啃”生態經濟的“骨頭”，結果是丟掉了本行業的“芝麻”，但揀回來的卻不一定是“西瓜”。最受損的是社會治理這個多面體卻患上了“營養單一綜合征”。由此看來，應該讓智庫研究回歸“職業屬性”，改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狀，在智庫參政的議題上百花齊放。回歸“職業屬性”也不是簡單地回歸過去，而是有分有合的創新型回歸。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作者；作者：江西省委黨校江西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研究所研究員 歐陽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