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2日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6周年之際，香港回歸祖國也18年零3個月了。在不少人眼裡，當前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是香港回歸以來最差。其實即使舉多少個實例來佐證這一看法，也無法掩蓋其膚淺。準確地說，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正處於重大轉變的關頭。
18年零3個月來，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關係發生顯著變化。香港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同國家主體經濟實力和全球地位相比，此消彼長。香港對國家主體經濟貢獻，同國家主體對香港經濟影響，亦此消彼長。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2003年9月關於香港與內地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簽署，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一系列里程碑。
18年零3個月來，香港與國家主體政治關係也出現重要演變。“拒中抗共”勢力企圖把香港作為顛覆國家的“特洛伊木馬”──先在香港移植西方政治制度，進而改變國家主體政治制度。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普選行政長官問題的決定，杜絕了這一陰謀得逞的可能性。
人心回歸落後於經濟共融
然而，至今，關於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包括某些居建制高位者的認識和實踐，依舊存在著三方面問題。
第一，片面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些人以為，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只講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他們忽略甚至故意無視那是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為前提。
反對派兜售所謂“真普選”為何迷惑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為何不僅夭折甚至被污名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未得到全面準確的理解和貫徹。
第二，以既得利益為本來看待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
從1967年至1997年的30年，香港經濟政治社會經歷了重要發展，許多香港居民獲得了實惠，卻也為香港今後發展埋下了隱患。一是香港本地沒有拓展高科技製造業以至產業結構“空心化”。二是英國在港匆匆推行劇烈的政制改革，培植“拒中抗共”勢力，人為製造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香港回歸後，亞洲金融危機暴露了前一個隱患。1997年7月2日香港回歸翌日爆發亞洲金融危機純屬巧合，別有用心者卻刻意製造因果關係，煽動對回歸不滿情緒。
18年零3個月來，不少香港居民既得利益是受損的，但主要是由於反對派惡化民主之路與回歸之路分歧，阻撓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也在一定程度上同年輕的特區政府缺乏“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經驗相關。這兩點都可以追究港英當局，卻被別有用心者歸咎回歸。
2003年9月香港經濟仍未擺脫亞洲金融危機所觸發的嚴重衰退，中央以提前實施CEPA框架下的內地居民個人遊來幫助香港經濟復甦。然而，自2012年以來，反對派以香港負擔不了愈益增加的內地遊客為藉口，煽動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內地居民個人遊，毒化香港與國家主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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