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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1月，時任寧德地委書記的習近平看望老同志并聽取意見建議。 |
“馬上就辦”精神
1990年4月，福建省委任命習近平為福州市委書記。福州的六年主政生涯，對習近平的仕途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果說寧德的兩年是對他人生觀、世界觀成長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礎，福州則是施展抱負和才華的六年。”
在福州，習提出了“馬上就辦”精神。迄今，這四個字還刻在福州市委大院裡。
1980年代末期，大陸各地對推行行政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盛，民眾不滿政府人浮於事、行政效率低下的現狀，各地政府迎合民眾需求，出現了“馬上辦”組織，如山東、遼寧等地紛起的“馬上就辦”改革，山東還成立了“馬上就辦辦公室”，但習近平當年在福州提出的“馬上就辦”精神與之卻有著不同的內涵和背景。
習到福州後，面對的是福州發展落後於其他城市的現實。當時的中國大陸在全國範圍內確定了4個經濟特區，後來又搞了15個計劃單列市，但沿海省會，也只有福州、南寧沒有拿到，其他都爭取到了計劃單列市名額。1984年中央設立14個沿海開放城市，終於把福州也拉了進來，後面又給了福州一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指標，1989年，建立了台商投資區。
然而，相比全國13個經濟技術開發區，福州搞得最為不好，台商投資區更不用說了。“這裡面有客觀原因，儘管台商有八九成人祖籍來自福建，但正是因為如此，這些台商對福建頗為了解，福州沒有腹地，沒有上下游生產鏈，而企業生存靠的是市場，沒市場根本難以生存，很多台商紛紛往廣東、浙江跑。”福建省委黨校黨建部主任李新生說。
福州的招商引資政策、投資環境不盡如人意，思想觀念都落後周邊省份一大截。習近平為此有緊迫感——如不抓緊改變這一切，兩年後市場環境變化了，更加什麼都沒有了。他提出“一個事情一個項目馬上辦”，“今日事今日畢”。
“‘馬上就辦’就是歸納了習近平在福州工作六年的一種執政理念，與現在提倡的改革行政效率，提倡服務型政府精神相通的。”李說，習近平當時是想盡快改變福州處於沿海區域“後排就座”的狀況，爭取每3至5年讓福州上一個新台階。
習近平在福州時，開始重視對重大課題的調查研究，重大決策都是通過民主、科學的程序建立，“當時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搞了一個中國市長協會論壇，習對這個事情很感興趣，在他的關心下，福建很快成立了城市科學研究會，專門對城鎮化進行課題研究。”福建省政研室原副主任楊益生說。
在幾番調查研究基礎上，1992年，習主導推出了福州市的“3820”工程，即3年一小變，8年一大變，20年時間達到亞洲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水平。福建當地學者認為，習近平當時推出的這個福州市的遠景發展規劃，是一種非常有遠見的定位，體現了主政者成熟的頂層設計和底線思維。
大陸現有的管理體制下，下級官僚以服從中央為主，中央如果不出台大的方針政策，那下面好的改革苗頭就可能死掉；而上面有了好的政策，下面怎麼貫徹落實，是主動還是被動，是靈活還是呆板，這就看地方官僚的工作態度和技巧了。
“總體來說，習在福州執政治理的很多改革舉措，也是在中央大方針框架下來謀劃發展的。”但習近平長於在科學調研的基礎上，認真做好中長期的規劃目標，做到有的放矢。
習近平離開了福州，任福建省委專職副書記，之後繼續關注福州的建設。在其繼任者的主導下，福州隨後大興土木，多上快上工程項目，習對此很不以為然。習離任福州市委書記時，市財政賬上餘額還有十幾億，但後來卻出現了不小的虧空。
“習在福州當書記時比較平穩，比較實事求是，喜歡從長遠出發，為以後的子孫後代著想。他提倡經濟建設要常態化的發展，不喜歡搞突擊，不喜歡搞空頭支票和形象工程，這是他一貫思想。”習的一位友人說，在福建省委專職副書記任上，習仍為福州建設憂心忡忡。有一次習跟他講，福州市的建設上現在有些操之過急，有的負債經營，不太務實。
友人說，習近平當年對福州市發展的思路，與現在中央政府提出的當前經濟建設常態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儘管有些理念不同、觀點不一，但對過去的同事同僚，習近平習慣地以寬容和大度對人。習的繼任者後來調至北京某國家部委任職，有一年，習近平去該部委視察工作，按照行政級別，座談會上，習的這位過去同事位列很後。習專門叫人關照說，某某人，過去是我共事多年的老同事，多年沒見面了，這次讓他坐到前面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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