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0月15日電／1991年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次以分區直選方式競選產生立法局少數議員，情形令人記憶猶新，轉眼間24年過去了。這是整整一代人的時間。當年叱咤風雲的政治人物，而今大多步入老年。在即將來臨的2015年11月特區第五屆區議會選舉前幾個月，主要政治團體不同程度實施了領導層新老更替。
可以預言，第五屆區議會選舉之後，2016年9月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之前，主要政治團體領導層將不同程度地再增加新人。
於是，一個問題很自然地產生了：24年來香港已有政治人物成熟了多少？目前已開始和將接班的政治人物是否稱職？這一個問題換一種表述：香港政治人物新老更替取決於自然規律，香港政治的進步是否與之匹配？
商業社會令港缺乏政治人才
論及香港政治有無進步，許多人，不限於反對派，歸咎民主進程滯緩。一些人，當然首先是反對派，不斷地強調香港人爭取民主幾十年至今未能實現普選。然而，香港為何至今未能實現普選呢？反對派一直把責任推給中央，而迴避倫敦從1991年開始推行香港立法機關民主改革的動機和目的。另一方面，在香港，不少人，首先是反對派，忽略或故意忽略香港政治人物是否具備“港人治港”的才幹。
10月9日，林沛理在《明報》“觀點”版發表《林鄭的一番話不恰當》，尖銳地問： “港人真能治港嗎？九七之前的香港政府是只有執行權，沒有決策權的殖民政府。九七之後，它對自己實施有效管治的能力從何而來？更關鍵的，是香港人是否能夠認真負責、可信賴地使用賦予他們的權力， ‘Can Hong Kong people betrusted with power’？這個問題是香港政治的禁忌，因為它對港人治港的可行性，以及民主作為香港核心價值的合理性，同時抱懷疑態度。然而，要討論香港的民主進程與政治前景，這個問題不得不問。”
提問方式包含了對問題的回答。至於為何“港人”缺乏“治港”能力，林沛理的文章歸因香港長期受殖民管治的影響。他說： “在155年的被殖民統治期間，香港人證明了他們是‘好僕人’（good servant）。問題是當‘好僕人’的角色逆轉，很容易就會變成‘壞主人’（bad master）。”
顯然，這是一種過於籠統而容易產生分歧的說法。第一，香港政治人物缺乏承擔“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才幹，首先是因為“一國兩制”是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探索，其次是由於倫敦沒有也不可能在“九七”前為“港人治港”作必要準備。
誠然，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前兩個多月倫敦宣布將在香港引入代議政制，當時英國首相就明確表示其動機和目的是“還政於民”，即培植親英港人來治理“九七”後的香港。然而，倫敦牢牢控制香港決策權直至1997年6月30日，沒有也不會在“九七”前培養一批具獨立決策能力的政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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