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面臨統一或分裂時，是否具有先進的普遍性大文化關係到是否具有主動性。一方面，普遍性大文化較先進的一方更具有主動性，其對國家統一或分裂的傾向對國家統一的實現影響很大。例如1980年代西德較之東德在科學技術水平、經濟政治制度等普遍性大文化方面處於較為領先的地位，其主導兩德合併也較為順利和成功；1860年代普遍性大文化較為領先的代表工業文明的美利堅合眾國（北軍）粉碎代表奴隸制度的美利堅聯盟國（南軍）分裂國家的企圖則是武力實現國家統一的案例。另一方面，普遍性大文化較先進的一方為擴大自身影響力更傾向於宣傳文化的普遍性（尤其是較為先進的普遍性），例如普世價值；而後進的一方為維繫自身的存在更注重強調文化的特殊性（特殊性本身不一定是落後的），例如民族特色。當然，普遍性大文化與特殊性並不是截然可分的，例如先進國家的技術和思想（普遍性）被後進國家學習的同時，先進國家的服飾與飲食（特殊性）也常常會成為後進國家模仿的內容，美國牛仔服、搖滾樂和麥當勞的傳播即是一例。
三、台灣問題與中國大文化
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內戰導致台灣迄今尚未與中國大陸統一，解決台灣問題是實現中國完全統一的關鍵步驟。自1979年以來，中國大陸試圖以極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以“一國兩制”的方式實現兩岸和平統一，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然而迄今尚未實現目標。其深層原因，與兩岸的大文化密切相關。
中國幅員遼闊，中國大文化包含眾多地方大文化，這些地方大文化之間有共同性也有差異性。台灣文化如同閩南文化、嶺南文化一樣，原本只是中國大文化中的地方大文化之一，具有一個國家內部亞群體的文化特征。但是經過1949－1979年的30年與大陸的隔絕發展，其在大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方面均發生很大變化，使之與其它地方大文化的差異明顯增大。
普遍性大文化方面，台灣在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管理法制化、信息自由化、出境免簽化 等方面起步較早，在大陸剛剛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時代，台灣的人均生活水平和社會的民主法治程度都在很多方面高於大陸，而且中國傳統文化在台灣沒有象在大陸一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因此台灣民眾普遍在大陸民眾面前有物質和精神文化的優越感，情感上難以接受被大陸統一，實力上又無法統一大陸。
曾任台灣文化部門首長的龍應台曾描述台灣人的心理狀態很具有代表性：“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計算機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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