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及其後來的思想發展，包括吸納融合儒、佛、道等思想而產生的宋明理學，是中國皇權時代占居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決不僅僅只是一種知識上的空想或道德上的虛偽，而是深深扎根於普通人的經驗理性、極具實踐功能的實用理論。對這一套理論、觀點和原則，數千年來，上至皇室，下至庶人，可謂是“真學”、“真懂”、 “真信” 、“真實踐”。如果有人從當代人的信仰危機來推論當今的官員道德和社會倫理並不比我們歷史上的官員道德和社會倫理水準高，可能此言不虛。
儒家推崇仁、孝、義、禮、智、信、勇，講究“人禽之辨”、“義利之辨”。“仁”的含義之一是指“仁政”，類似於現代的“善治”，這是孔子針對當時的天下亂局和人民苦難而提出的政治理想，他為了實現這一政治理想曾四處奔波、處處碰壁。儒家思想鼓勵人們帶著理想和道德積極入世，匡計時艱，並為此不斷完善個人人格修養，鍛煉個體意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種道德理想曾激勵過無數愛國的仁人志士和普羅大眾。儒家文化的理想性一面不應該被忽略。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中和位育”，即思想不走極端，不陷入簡單的二元對立，鼓勵差異和矛盾雙方和諧共存；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萬事萬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有發展。這種和諧思想不僅具有中國意義，而且可能是醫治當今世界種族、民族和宗教衝突的良方。中國改革開放避免了前蘇聯大起大落的痛苦，可能也部分地得益於這種傳統思想方法。
豐富的辯證法和唯物論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寶庫。中國古代的辯證法思想不僅體現在經史子集裡，也體現在古代建築、醫藥、軍事以及中國人的思維和日常生活領域。英國的科技史專家李•約瑟認為，中國人具有他稱之為“有機唯物論”的世界觀，即把萬事萬物看成有機聯繫的整體和不斷變化的過程。西方人一直生活在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理性與宗教的二元對立中，存在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症，而中國人的思想方法決定了這個民族沒有這種症狀。李• 約瑟還把宋代理學所採用的認識論稱之為與西方“粒子”思維相對立的“波動”思維，近代西方正是採用這一思維而產生了達爾文進化論、弗洛伊德心理學和現代電子學、光學、相對論等重大社會和自然科學成果。
四、恢復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有益無害。
以現代的標準來看，中國文化在思想、制度和思維上的許多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如缺乏民主、人權、個性意識等等，在此不做贅述。中國共產黨人正是以批判封建文化起家。較之於資本主義的文化，我們可能對一切“封建”的東西更為敏感和反感。但是，如果能夠客觀地比較和分析中國“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們往往可以得出兩者各有利弊的結論。而且十分令人驚嘆的是，中國文化的長處恰恰是西方的不足，而中國文化的短處恰是西方的長處，這種東西文化的互補性可以發生在思想、道德、制度、社會、思維等各個層面。中國人重集體，西方人重個體；中國人尚平等，西方人尚自由；中國人重義，西方人重利；中國人重實體正義，西方人重程序正義；中國人喜綜合、演繹，西方人喜分析、歸納；中國人愛辯證思維，西方人愛實證思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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