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科學的“四大族群”
“四大族群”的劃分是台灣地區的一種民俗現象,而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命題,因為“四大族群”實際上是依著不同的標準所進行的分類。
對“四大族群”不科學性的論證,對於批判“台灣國族認同”有著三個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四大族群”的不科學性,在相當程度上消解了“台灣國族”的社會基礎,從而使“台灣國族”因缺乏相應的支撐而淪為無本之木。第二,對“四大族群”劃分標準的澄清,否定了將原住民排除出中華民族的觀點,使“台灣國族認同”試圖借助原住民將台灣地區拉出中華文化圈的企圖落空。第三,揭示了1949年後台灣地區所謂“省籍矛盾”、“族群矛盾”的實質,削弱了“台灣國族認同”的實證基礎。當然,本文對“四大族群”的批判僅僅是在理論意義上,對於已經獲得普遍認同的“四大族群”,本文無意也不贊同對之加以否定。
(三)被變造的台灣人
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到底有沒有“台灣人”?答案是肯定的:的確有“台灣人”的概念,但這裡的“台灣人”並不是“台灣國族認同”所稱的“台灣人”。所謂“台灣國族認同”不過是借助了“台灣人”的外殼,而篡改了它的靈魂。
對“台灣人”觀念的形成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鬥爭。在同日本殖民當局進行長期鬥爭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對自身定位進行了思考,逐漸形成了“台灣人”觀念,福佬、客家和原住民等族群放下彼此之間的爭執,統一於“台灣人”的名號下,第一次在台灣地區形成了民族觀念。由此可見,此時存在台灣人觀念和台灣意識,仍然是中國所屬下的地方觀念和地方意識,“台灣人”的觀念,因而是“中國人”觀念的一部分,它強調的不是與中國大陸的區別,而恰恰是與中國大陸的親緣關係。從此意義而言,“台灣人”毋寧是相對於“日本人”而言的。因此,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台灣人”觀念除了地方意識的一層含義外,還具有民族反抗主義的政治意識。
由此可見,“台灣國族認同”即便不是臆造了台灣人民的歷史,也是歪曲了台灣人民的歷史,它臆造出一個有著“國家”意義的“台灣人”概念,將“台灣人”本來具有的“中國”意義加以變造。對“台灣人”真實含義的澄清,足以動搖“台灣國族認同”的理論基石,既然“台灣人”從其根源上而言是一個具有濃厚“中國”意義的概念,那麼,依賴於“台灣人”所構建的一套“台獨建國”理論自然沒有了理論上和事實上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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