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研究有其內在的規律和自身的傳統，它既需要自由寬鬆的學術環境，也需要寬容學術探索過程中的失敗。學術研究培養的是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這是學術能夠薪火相傳的生命。本質上來說，智庫研究與學術研究是並行不悖的，優秀的智庫研究成果需要深厚的學術底蘊，也需要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問題是中國的學術和政治之間缺乏一個明晰的界限。不用說古代的“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傳統心理的作祟，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感時憂國的傳統，也使得學術和政治之間總是糾葛在一起冒昧不清。比如，近代我們對西方學術引進和研究的往往是適合中國人心理需要的流行作品，並不是西方真正的學術思想，而是“屬於意識形態層面的東西”，我們接觸到的很多都是“經過了通俗化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潛流至今都沒有消除。很多研究不是從實際出現，而是從政治需要或者意識形態需要出發，研究者甚至一味揣摩上意，熱衷做政策闡釋工作，習慣於為政府決策背書，主題先行、自以為是，最終費力的研究要麼因為沒有可行性而束之高閣，要麼因為形勢的變化淪為一堆廢紙，而如果僥幸進入決策，則可能帶來極大的決策風險。
這種研究傾向對學術研究也有很大的傷害。俄羅斯問題研究專家林精華近期對於蘇聯學在美國的遭遇（“蘇聯學難題”）的研究也許可以給我們帶來某種警示。所謂的蘇聯學難題，是指冷戰時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為了遏制蘇俄及其社會主義陣營，在智庫、情報部門和學界合作下，歐洲有百餘年歷史的傳統學科“斯拉夫學研究”，孕育出超級學科“蘇聯學”。這樣的蘇聯學，無論是其社會主義制度、政治運作、計劃經濟實施、文化活動開展、對外關係等研究立足點，還是具體分析模式、範式選擇，都是美國遏制蘇聯的冷戰意識形態行為，而非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結果導致1991年底蘇聯解體後，隨著研究對象的逝去，蘇聯學研究模式難以為繼。由此，在後冷戰時代如何重新評估蘇聯學，以便更有效且深入地研究俄羅斯問題，成為美國斯拉夫學界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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