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日本軍費開支很大，以此作為日本正在搞軍國主義的例證。但有關統計表明，日本軍費雖是世界老三，僅次於美國和中國，但其軍費中45%是人頭費。購買新武器的費用只占全部軍費的28%左右，而且主要用於購買日本國內製造的武器，其價錢比外國武器價錢貴上三倍，這樣的軍費開支很難想象是以恢復軍國主義為目標的。
當然，最根本的一點還在於，中國已經站起來了。中國的國力與軍事能力足夠強大，不再像過去那樣軟弱可欺，日本肆意侵略中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正因如此，我們不怕日本右翼分子興風作浪，不必草木皆兵、杯弓蛇影。我們固然要警惕日本右翼勢力的動向，但如果說日本已經或正在複活軍國主義，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實際。
中日惡性互動反使日本右翼漁利
中日關係的問題在什麼地方？在於中日之間確實存在惡性的雙向互動趨勢。這是因為，自近代以來，日本兩次中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日本曾是世界上對中國造成最大痛苦的國家。長期以來，中國民眾的潛意識中存在著對日本的高度疑慮、警覺、敏感與不信任感，這是民族生存的自然本能反應。我們有些人往往還是根據在過去時代形成的刻板印象來看待日本。作者本人曾經也是如此。幾年前，我曾在日本靖國神社觀看過日本極右翼分子拍的一部名為《南京戰役入城式》的紀錄片，幾百人的影院只坐了十幾個人，只有幾個老人在黑暗中拍出幾聲孤獨無力的掌聲。當我來到神社外面的廣場上，那裡青年男女人山人海，在陽光下盡情享受著集市樂趣，這個強烈的對比至今揮之不去。
一方面，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有不信任感；另一方面，日本處於島國的孤獨狀態，對中國崛起心存疑慮。雙方都對對方存有誤解並因此產生了不安全感，這使中日關係無法擺脫敏感脆弱的一面。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到2012年這7年中，中日關係大體穩定。2006年安倍出任首相後訪問的第一個國家不是美國而是中國。繼安倍的“破冰之旅”後，接著又有溫家寶總理與福田首相的“融冰之旅”與“迎春之旅”。但恰恰在中日關係開始穩定的時候，2012年日本右翼極端勢力找到了機會，石原慎太郎計劃由東京都收購釣魚島，野田內閣為了避免刺激中國而將釣魚島“國有化”，這種損害中國利益的行徑被中國人看作是唱雙簧。中國人沉重而不幸的歷史記憶被重新激活，進入了民族主義的應激期。2012年，民族主義行動在中國許多大中城市出現，有人甚至提出“寧願日本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抗議中出現的砸日本車等少數人的過火行為，又讓日本中間民眾產生不安全感。這種不滿情緒反過來被日本右翼利用，2014年日本東京都選舉，極右翼猛增到60萬票，遠超選前預計的30萬票。而中國的一些舉動進一步被日本解讀為“中國威脅”，日本右翼借此挾持民意，促使多年無法通過的“集體自衛權法案”被順利通過。
日本廣大民眾是愛好和平的，但日本極少數的右翼激進派居然能如此撬動中日關係，真可謂“蝴蝶效應”。其實日本極右翼早已經在日本政治中被邊緣化，當年他們在東京街頭的宣傳車呼嘯而過，並沒多少日本市民感興趣。但如今的石原慎太郎卻成為近年中日關係惡化的最大受益者。中日惡性雙向互動就這樣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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