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些問題全都在事故不發生的情況下予以解決，是可以做到的，但那將意味著更高的建築垃圾處理成本。中國各地重大事故發生都有成因，消除那些成因的大部分，嚴格說也能做到，但同樣需要付出更多成本。
最大的問題在於，中國大多數人並沒有真正下決心共同支付那部分新增的安全成本，我們對安全的要求還達不到對經濟生活“一票否決”的強度。事實上大多數人還允許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生產風險”，以僥幸態度看待它們的“低概率”，大多數人實際在追求財富與安全之間的某種“最佳平衡”。
中國必須大幅增加安全生產的成本，不斷提高安全的基礎條件，降低各種事故發生的概率，而且這一切要由法律作出嚴格規定，全民認真執行。舉個簡單例子，要從人們不橫穿馬路，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不闖紅燈開始做起，從各種交通工具堅決不超載做起。所有建築到了使用年限必須拆除或做特別加固，全部電梯按照規定開展維修，街頭不達標的食品攤堅決取締，這些都是安全的源頭。
當所有地方政府以這樣的標準進行監管，中國絕大多數人也建立起這種水平對安全的自覺重視時，中國的國民經濟就會從內在結構上對安全傾斜，中國的“安全生產運動”就將跨上新的台階。
現在的安全生產準則是從上向下強制推行的，是輿論帶頭搖旗呐喊的，它的真實社會基礎仍比較虛弱，尤其是沒有得到現實經濟法則的支持。因此除了追責，中國社會還需要有更多的內在變化，我們要讓安全生產從一句口號、一面旗幟變成我們現實生活中的真實價值，用它來支配我們的全部行動。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