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馮唐的譯本，才能在如此巨大的爭議和強烈的批評聲浪當中，贏得不少“粉絲”的支持。誠然，社會各界對於這部譯著的批評大多是有理有據的，馮唐的翻譯水平，不一定談得上高明。但另一方面，馮唐本人的觀點同樣有一定的道理，不乏文學批評與翻譯界人士認可他這種富有二次創作色彩且注重押韵的翻譯風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恐怕很難在短時間內得出一個定論，來證明這部作品是否真的“褻瀆”了經典，而真正的答案，也只能以“時間說話，作品說話”的方式得出。
在爭鳴尚未結束時，出版社就著急地擅自作出結論，為息事寧人，以召回新譯《飛鳥集》的方式打斷了這場論爭，剝奪了評論界以“時間和作品”給出結論的機會，恐怕既難以讓馮唐及其支持者心服口服，也不能讓認真對其進行批評的人滿意。
文學批評，自古有之，這種現象之所以存在，是為了去偽存真，去粗取精，以“真理越辯越明”的方式，提高社會的文學創作與鑒賞水平，而絕不是為了在文學界黨同伐異，“圍剿”異己。一個理性的批評者所盼望的，應當是通過自己的批評，為中國詩歌翻譯水平的提高作出貢獻，並同與自己意見相左者進行坦誠的對話，對今天新譯《飛鳥集》的批評者來說，這個道理也是一樣的。
人們可以批評馮唐的文學造詣不高，也可以批評《飛鳥集》新版翻譯不好，但是無論如何，都不該剝奪馮唐進行創作的權利，和其支持者進行閱讀的權利。如果一部作品不好，大浪淘沙的時間自然會將它淘汰，讓它被人遺忘。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