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5日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最新兩本著作《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和《未來三十年：改革新常態下的關鍵問題》中，對中國學界的現狀及發展也做了深入的探討。
鄭永年認為，中國當然需要大量的智庫，而且現在好像有幾千家的機構自稱為智庫。但我是比較悲觀的，我們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這個智庫，還是因為我們想做個新型智庫，實實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主要是因為很多智庫沒有獨立性，不客觀。這實際上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問題，更是知識分子的態度問題。新加坡的知識分子比較獨立客觀。我以前寫過文章說，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也不見得一定跟政府有關係。但是中國知識分子往往跟權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但換個角度看，中國的智庫還是有發展的空間。中國有兩撥人太多了，拍馬屁的人太多了，罵政府的人太多了。這兩撥人都沒有建設性的東西，無法滿足現實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庫是非常少的。
要搞好智庫，獨立觀察與客觀是最重要的。具體來講，比如機制的設計、政治環境、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和文化問題等。美國的智庫跟歐洲不一樣，歐洲各個國家之間也不一樣，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樣，但不管怎樣，客觀性都是普適性的標準。怎樣做到客觀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環境、文化體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國目前也正積極探索。
中國目前的智庫雖多，但很多都是有庫無智。2013年在北京開了個全國智庫大會，大家就談怎麼對政府產生影響力。我認為智庫不能老想著怎麼產生影響力，只要我們能做出實實在在的研究，自然就會有影響。根據我的經驗，只要你說的是真話，接近現實，即使政府不認同，最後還是會有影響。因此影響力只是一個副產品，而不是一個智庫應當追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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