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端勢力之所以在一些國家或地區滋生和蔓延，絕不僅僅因為簡單的宗教信仰問題，而與一些國家內部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大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以及國際格局的演變密不可分，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
首先，極端勢力的滋生和發展有特殊的社會根源。某些國家或地區內部政治矛盾尖銳、經濟狀況惡化、失業率居高不下、兩極分化嚴重，所有這些都為極端主義提供了土壤。
阿富汗宗教學者馬赫杜姆·巴希爾·艾哈邁德認為，多年戰亂和貧困導致阿富汗民眾受教育水平低，文盲率極高，很多穆斯林根本讀不懂《古蘭經》。這給塔利班和外部極端勢力提供了可乘之機，他們歪曲教義並蠱惑極少數穆斯林發動恐怖襲擊。
在利比亞扎維耶大學學者阿卜杜勒·比拉勒看來，2011年卡扎菲政權倒台以來，利比亞政局不穩，未能形成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一些地區出現權力真空，為極端勢力滋生提供了條件，“伊斯蘭國”只不過是舊有社會問題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
其次，極端勢力崛起與國際格局演變密不可分。大國博弈導致某些國家、某些地區甚至國際格局發生劇烈變動，導致民族和宗教矛盾激化。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在內的中東多國之所以出現今日之亂局，特別是蒙受極端勢力的危害，與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緊密相連。
美國等通過發動戰爭、煽動顔色革命等手段，摧毀了中東多國原有的社會架構，致使那裡的民族和教派之間原有平衡被打破，導致這些國家發生動蕩，加速了極端組織崛起，還導致了規模龐大的難民潮。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極端勢力就是利用教派矛盾煽動仇恨情緒，對《古蘭經》斷章取義，鼓吹“聖戰”。歷史證明，極端組織的崛起與少數地區大國和全球大國之間的博弈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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