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新機構的出現預示著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卓越地位的明顯挑戰。多年來，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長期依賴附加額外政治條件的低息貸款，另一方面這些國家憎惡這種新殖民主義的做法。而這些新的金融機構將無條件地以稍高的更接近於實體經濟的利率發放貸款。而且還可以參與支持世界銀行不支持的行業，例如生物燃料，大型水壩，核電站等。這些行業不符合後者的環境標準。
從貧困走出並走向繁榮，中國、印度和其他新興經濟體認為，他們找到了各自所面臨挑戰的答案。他們帶來了新的多元化的價值觀和對於自有資本投資的觀點。他們還採用融合經濟學（即混合規劃和市場），而不是堅持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他們都在加緊從一個模式全球化（即資本作為創造財富的唯一來源）的束縛中掙脫，而是開拓多元化和本地化的新混合模式。不斷發現並採取不同的更為實用的經濟手段來促進經濟發展，不必考慮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其結果是，那些固有的政治聯盟長期以來必須接受現狀，將不得不做出改變，由此預示著一個新的全球共識。
舊的經濟模式和我們的後布雷頓森林秩序的金融體系已經處於被取代的過程。南半球的快速增長的經濟體不同於八國集團，他們來自不同的哲學傳統。對於他們來說，可持續發展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相反，它是一種生活方式。在他們物質稀缺的現實社會裡不允許理論覆蓋常識。這些國家紛紛自力更生擺脫貧困。他們沒有時間來討論學說和理論。試問我們自己，一位IMF顧問如果從未在一個村莊裡度過一晚，他又怎麼可能為這些欠發達國家的政府提供有效的經濟對策呢？
這些新興經濟大國的價值觀有著強大的傳統根基。其文化的複雜基因跨越幾千年。與華盛頓或布魯塞爾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他們的價值觀更多的是社區和集體導向的。當然，貪婪是存在的，但它不被視為激勵人們和引導市場的唯一要素。不可以用貪婪作為借口而盲目呼籲金融業放鬆管制。更何況資本市場並不能代表一個經濟體的繁榮和健康。
相反，投資於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被認為是確保區域可持續發展的至關重要要素。全球化需要由家庭、身份認同和民族感來平衡——其作用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同樣重要的動力。因此，某些社會自我保護被認為是必要的，以確保穩定。政府的作用在於，調控與引導自由市場的走向，以更加務實和現實的方式來應對我們今天面臨著的這些挑戰。
當然，一個新的共識似乎已經出現，影響到我們的星球的決定可以不再是紐約的那條狹窄的街道和華盛頓的林蔭大道。這些決策必須由當事國和受其影響的人民做出。這就是這個新的金融架構的真正意義。
（來源：財新網 作者為專欄作家 龍安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