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3月14日電／不久前，美國華裔警察梁彼得誤傷黑人一案在美國乃至全球華人圈引起關注。雖然社會各方包括華人社會在內對於案情本身有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解讀，但輿論普遍認為，美國華人社會圍繞此案所展開的一系列維權運動，大大改變了海外華人政治參與的“冷感”形象，展現了海外華人不再充當“啞裔”的覺醒和努力。
海外華人對政治參與抱有“冷感”是常態
環球時報報道，華人移居海外，歷史悠久。雖然人數眾多，且在居住國普遍取得了不菲的經濟成就，但大多數依然地位不彰，不僅參政、議政、從政極為乏力，甚至在一些地區時時還有人身安全之虞。究其原因，對政治參與抱有“冷感”，長久甘做“啞裔”，是主觀上的關鍵因素。
“冷感”首先來自對陌生環境的“距離感”和自身的慣性。海外華人最初來到一個完全陌生且語言文化差異極大的環境，自然而然地對政治保持著一種“距離感”。因此，無論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道理，還是“唇亡齒寒”的現實利害，對個體來說都抵不過早已習慣的“莫談國事”式明哲保身。以澳洲為例，華人雖在澳大利亞聯邦建國之前即已成為這片土地上的建設主力，占有比如今更大的人口比例，卻因長期的“白澳政策”人口銳減，血淚辛酸，謀生安居已經艱難，參政更是奢談。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其所通過的第一項立法就是《移民限制條例》，對非英裔、尤其是有色人種移民進行嚴格限制、多方刁難。以此法為主，澳大利亞形成了一系列基於種族歧視的法律、政策，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各方面，確保白種人的優勢，這就是所謂的“白澳政策”。1972年澳大利亞工黨政府取消了“白澳政策”。
其次，海外華人，無論在澳美歐，還是東南亞，大多經歷了從苦力到三“刀”(菜刀、裁縫刀、理髮刀)，再到三“師”(律師、醫師、專業技師)的變化，篳路藍縷，艱難求生。現在儘管正邁向更高階段的三“家”(資本家、科學家、企業家)，多數個體依然以經濟上的“齊家”為最高目標，參政仍然是“肉食者謀之”的奢侈，敬而遠之。
同時，捫心自問，華人對政治的“冷感”，也有未能直言、甚至未必自覺的“搭便車”心態。在海外參政，時間精力耗費不菲，不僅利益非我獨享，風險也難以分攤，且在美、澳等制度健全的國家“當官”，其收益未必比得上自己獨力即可經營的小生意。在此“經濟人理性”驅使下，觀望他人參政成為華社常態，他人成則我搭便車，他人敗則我無損分毫。
新移民為提升海外華人地位打下基礎
如此“冷感”，其不良後果早為同胞所共見、且共嘆：一是利益代言缺位。但凡政府重大決策，華社參與程度往往過低，甚至在政策決定後才有所知曉，不得不被動接受。而一旦遇到問題，只能訴諸中國傳統的“上訪陳情”，消極被動。以澳洲為例，回顧歷史，“白澳政策”下華人的苦難流離，華社的渙散、缺乏遠見和發言權，甚至放棄追求發言權等，都是重要主觀因素。殷鑒不遠，必須痛定思痛!
二是政治捐款盲目低效。華社在參政普遍“冷感”的同時，卻有著熱衷為各路政客奉獻政治捐款的普遍熱情。看似矛盾，究其實質，卻是“冷感”的另類體現：將政治捐款當作“買路錢”，以為宴席上的客套就是某種“交情”，期望金錢上的示好換取日後的關照。這種“買路錢思維”的捐款，與主流社會的政治捐款最大區別在於：對人示好(確切地說是對官位示好)，對事漠然，不關注、更不致力於影響具體政策。在這種心態下，華人往往被各路政客當作競選的“現金奶牛”，其當選後因為“奶牛”的無要求，而不需顧及華社的利益。
三是“唐人街政治”的鴕鳥心態與內耗。華人雖普遍對主流政治“冷感”，卻又熱衷華社的“窩里鬥”內部政治。山頭林立的各類社團是沒有泯滅的原始政治熱情的直觀體現。一些同胞，通常拼搏於“唐人街政治”自娛自樂，無法躋身主流社會，“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耗費華社資源。
提升參政熱情，加大參政力度，歷來是華社有識之士的夙願，更是凝聚華社力量、推動居住國與祖籍國關係、參與居住國的公共政策制定、融入居住國的必由之路。三十多年來，隨著中國經濟騰飛，大量華人新移民挾資金、技術、教育之優勢前往“新世界”開拓，這大大改善了海外華人的素質結構，亦為進一步提升海外華人的地位打下了基礎。
不再充當“啞裔”，僅僅是意識的覺醒。讓參與發言、參與政治的熱情從無到有、從少到多，僅僅是基礎。如何運用好資金、技術、教育的優勢發出我們的聲音、發出什麼樣的聲音、如何讓別人傾聽、如何打動他們，則是進一步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正如梁彼得一案已經展現的，華社敢於走上街頭表達自己的政治關切，僅僅是第一步。更為關鍵的是如何運用好這種熱情，讓每一次政治參與的行動都能切實推進華社獲取話語權，夯實華社進一步融入主流的基礎，而不是淪為“一次性消費”的街頭秀。(作者是悉尼科技大學客座教授、澳中關係研究院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