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且，人們的社會信任在不同角色和對象之間是有高度差異性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在2012年的調查詢問了人們對不同社會群體的信任，其結果差異明顯（見圖2）。首先，信任度的差序格局模式一目了然，信任度最高的人群是基於血緣關係的親人，隨著關係的疏遠，信任度逐漸降低。其次，人們對供職於機構/組織中的人的信任度普遍較低。對公司高管（代表營利組織）的信任度最低（53.3%），其次是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領導（57.3%）和地方政府官員（57.6%），分別代表了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和地方。這說明中國人相信人不相信機構，對於機構的信任要通過機構中的特殊個人來保證。再次，人們對不同機構/組織中的人的差異性信任程度，表明其對某些機構/組織確實存在信任危機，而基於制度的信任有待更完善的制度建設。不過，雖然“醫患矛盾”、“老師和學生、家長之間的衝突”屢見於一些媒體，但從總體看，人們對醫生（82.5%）和教師（91.7%）的信任度並不低。此外，由於信任和滿意度密切相關，對機構/組織的不信任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某些機構/組織的工作有不滿，不滿程度因機構/組織而異。
提倡合理看待社會信任的認知模式
綜上，無論是中國的調查數據還是國際上的調查數據，都顯示我國的信任度不但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些年來有著提高的趨勢。那為什麼“信任危機”一說仍盛行？是真的有信任危機，還是人們對信任本身產生了信任危機？
首先，信任度下降的說法和一些新聞媒體的改變密不可分。隨著通信技術和各種媒介的飛速發展與普及，媒體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媒體間的競爭亦愈加激烈。為吸引眼球，一些媒體的關注點都轉向衝突、負面事件，無意中導致一種誇大的、與實際不符的信任氛圍。所以，在很多時候，媒體的報道雖有助於我們洞察社會問題的存在，但是並不一定能夠幫助我們科學地評估社會信任狀況，反而可能會促使人們對信任本身產生信任危機。其次，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隨著人們的生活需求從生存轉向注重生活質量，對社會信任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同時對權威的尊重度在降低，而這些轉變中可能會滋生信任危機。再次，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信任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溝通，因急劇的社會轉型帶來一定時期內的價值衝突、道德倫理失守，必然會妨礙人際交往，造成局部的人際交往失範，可能會導致局部信任危機。最後，需指出的是，從信任的測量方法和手段看，現在對信任度的測量方法並非完美，國內外學者對此也有很多討論，結合社會發展和文化差異發展出一套更準確的信任測量工具也迫在眉睫。“信任危機”和“信任社會”本質上都是一種相對說法，並非要尋找一個絕對的度量信任的標尺，達到了標尺的某個刻度才可視為信任。任何人對他人或機構的信任都有一定的限度，也存在著個體差異性，因此應提倡一種合理看待社會信任的認知模式。
總之，社會信任的建設和維護沒有捷徑可走。價值觀的一致性、令人滿意的績效、合乎道德且切實可行的制度以及客觀真實的新聞報道，對建設信任社會而言都是必需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