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思路從需求側管理更多地轉向供給側，要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具體措施包括減稅、簡政放權、鼓勵創新創業等。
中亞、中東油氣生產國的結構性改革則是要追求結構的多元化，發展工業，緩解對進口的過度依賴，同時擺脫對油氣資源的過度依賴。
NBD：但是您剛才也說到了，要在結構調整和穩增長之間找平衡，這並不容易。您認為應該怎麼找到這個平衡？
周文重：結構性改革是著眼於長遠的，是考慮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但是現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經濟下行壓力不減，我們就要長短結合、標本兼治。這個短可以是財政刺激、貨幣政策，當然這都是必要的、適度的，同時要配合審慎的宏觀管理去防範系統性風險。這些短期措施可以為結構性改革創造條件。
NBD：去年年會的主題是“亞洲新未來：邁向命運共同體”，今年我們要在結構調整中尋找“新活力”，您認為“邁向命運共同體”對於尋找“新活力”又有什麼樣的作用？
周文重：除了內部要改革，我們還需要向外尋求合作，合作共贏是亞洲經濟持續發展下去的外部保證。剛才說過亞洲經濟具有複雜多樣的特點，這是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短板，同時也是亞洲經濟合作的機遇。
比如說基礎設施是制約許多亞洲經濟體發展的最大軟肋，而另一些亞洲國家，例如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和資金方面具有優勢，這中間就存在著巨大的互補性。
再比如中亞、中東、南亞、新東盟等一些地方還處於工業化進程中，需要資金、設備和管理經驗。而這些正是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長處。
我們可以在互補的基礎上，進行產能、技術、裝備合作，這樣既能消化輸出國的優質富餘產能，又能促進接收國的工業化，一舉兩得。
還有一點是，亞洲各國在宏觀政策上的協調也十分關鍵，包括彼此發展戰略的對接，貨幣政策的協調，共同反對競爭性貨幣貶值，監控和聯合預防區域系統性金融風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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