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之前，政治局常委的權力分布過於分散，每個成員只負責各自的領域，並在該領域享有最大甚至是最終的發言權，並且各個成員之間的有效協調並不存在。這種體制類似於頂層“分封制”。正是這種制度特征才造成後來的“周永康現象”，即“團團夥夥”現象，或者政治學上所說的“寡頭政治現象”。周永康、令計劃、軍中的徐才厚和郭伯雄都屬於黨內寡頭。
黨內“團團夥夥”的形成使得頂層權力不再正常運作，而是過度的制衡。這正是胡領導下所發生的情況，他們在開始的時候也有一個雄心勃勃的改革計劃，但最終因為無窮的阻力而沒能成功實施。
更嚴重的是，黨內“團團夥夥”的形成直接威脅到了執政黨的生存和發展。這種威脅遠遠超出了今天的經濟腐敗行徑所能帶來的威脅。此外，改革的頂層設計、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的阻礙、推行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等等，都要求有權力的集中。沒有有效的權力集中，所有這些方面的情況都會惡化，直到最後危機的爆發。
近來提出新的“核心”概念，問題的核心不是是否要回到十六大之前的體制，而是政治責任問題。十六大之前，中共的表述為“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但十六大之後改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十八大延續了這個提法，即“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中共高層需要一個核心。鄧小平在1989年之後把核心的必要性說得非常清楚。
不過，人們總是把核心和“專制”聯繫起來。實際上，鄧小平這裡所強調的並不僅僅是核心的權力，更是核心所要承擔的政治責任。任何政治體制下，都必須有人承擔主要的政治責任，無論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都是如此。承擔政治責任是任何一個體制有效運作的要求。
在十八大之前，中國形成了人們所說的“集體總統制”。但在這個制度下，經常出現集體決策導致無人決策，集體負責導致無人負責的局面。十八大之後，政治責任落實到位。例如除了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其他幾個小組的組長都是習近平，副組長則是李克強，其他的幾位常委則根據工作的需要分配到不同的小組。權力與責任是一個職位的兩個方面，因此，在人們看到權力集中的同時，也必須理解政治責任承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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