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只關注戲劇性的東西，我們可能忽略特權階層在寄宿學校被拋棄這個更普遍的潛在問題。有必要思考一下少年唐納德和鮑里斯們面對的根本的心理創傷。
寄宿學校的孩子過早與家庭和親人分開，缺少愛和觸摸，被迫迅速地把自己改造為自立的小大人。想想看，特朗普堅稱自己是白手起家的商業天才；奈傑爾·法拉奇是股票經紀人的兒子，卻慷慨激昂地自我重塑為人民的代表和當權派的反對者。在作息嚴格、一切按規矩來的機構，兒童必須隨時保持警惕，避免麻煩。關鍵在於，他們絕對不能表現出不開心、孩子氣或者缺心眼兒（也就是不能顯示出任何弱點），否則同齡人就會欺負他們。所以，他們和所有這些特質劃清界限，把它們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形成怕被人發現的兩面派的個性——所以寄宿學校的畢業生是最好的間諜苗子。
鑒於校園生活裡沒有同情和情商的位置，生存、自我重塑和背叛成為第二天性，權利成為損失的補償。自信的虛假外表（戰略生存個性）在畢業後很久仍然延續下來，掩蓋了焦慮的內在。這種性格不允許出錯，而且需要他人背起他們擺脫掉的種種弱點。或許就是出於這個原因，這些孩子日後崛起政壇很容易把外國人和移民當成攻擊的靶子。
我的書《受傷的領袖》研究了英國精英主義的心理學史。我在書中把精英寄宿教育稱作培養欺騙、優越感和厭女症的訓練場。我提出，形成“戰略生存個性”不僅給日後的家庭生活打下糟糕的伏筆，而且對擔任領袖也非常不利。從未體驗過真正歸屬感的人會發現參與歐盟那樣的公共政治不可想象。與脆弱劃清界限的前寄宿生怎麼能夠理解社會上的弱者？前寄宿生的團體精神彌補了家庭生活的缺失，卻使他們對外國人和自由派持懷疑態度。恐嚇威逼成了成年生活的家常便飯：想想下院那樣的機構，議員們經常無情地彼此攻擊，工黨領袖傑裡米·科爾賓就是最新的例子。
這一切都得到神經科學最新研究的證實。卡羅來納大學查珀爾希爾分校精神病學系研究教授斯蒂芬·波格斯發現，在巨大的壓力下，人們可能徹底關閉與情感體驗和社交表達相關的神經系統以保存能量，就像老鼠裝死一樣。這時候，面部肌肉缺血，我們無法解讀表情或通過面部表情來溝通。
波格斯提出，這種狀態對於童年創傷或寄宿學校幸存者來說是積習成癖。他們失去正確判斷危險的能力，而世界永遠被描述成充滿敵意。這可以解釋寄宿生及其家長最常見的臨床問題：沒有能力區分某種方式是親密的、友好的還是敵意的，於是最後一種判斷。而在波格斯的上述洞見以前，我們已經有安東尼奧·達馬西奧教授在腦部數據方面的研究結果：人類需要運用感情才能做出恰當的判斷。過度重視理性而以情商為代價的傳統寄宿學校教育看來是糟糕領袖的配方。
對於適應力的新研究揭示了更多的情況。精英寄宿學校聲稱，除了思想獨立，適應性也是他們培養的一大能力。但是，公司心理學家奧莉婭·哈利利最近聯繫到我，向我講述了她對高管“獵頭”招聘多年資料的分析結果。她使用了瑞典開發的空軍飛行員壓力管理評價方法後發現，童年經歷過離別刺激的人日後面對壓力往往容易缺乏情商。這使他們對壓力更為敏感，適應性差，無法做出準確判斷。
（來源：參考消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