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對外關係上，受到衝擊最大的恐怕就是土耳其與美國關係。歷史上土耳其長期是美國在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的“鐵杆盟友”，而歷次軍事政變中，也都可以看到美國的影子。此次政變中關於美國的角色，確實有不少分析認為美國支持政變，比如土耳其英吉利克空軍基地的指揮官巴吉爾准將參與了政變，而且在政變失敗後曾經想美國提出“避難申請”，以及美國大使館在土耳其政變開始時將政變描述為“土耳其起義”這樣略帶讚美的詞句，甚至是土耳其口中的政變策劃人居倫同美國之間可疑的關係。儘管缺乏美國直接涉入土耳其政變的有力證據，但是這些聯想和不經意的“巧合”，也必然使得土耳其和美國關係發生裂痕。
影響對外關係的四個因素
土耳其政變之後，影響土耳其對外關係的主要有四個方面的事項。首先是土耳其要求引渡居倫。自從1999年開始，居倫就在美國接受治療並且居住，一家土耳其駐美國公司出資在賓夕法尼亞幫助居倫購買了一處環境幽靜的小莊園。儘管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土耳其政府都表示居倫就是“政變策劃者”，並以政變參與者大多是“居倫同情者”和“居倫運動”參與者為證據，但是“同情者”“參與者”和“策劃人”之間並不等同，美國一直希望土耳其能夠拿出關於居倫參與政變的直接證據。另外，居倫在美國多年，自身的影響力和美國的人脈網絡，使得任何關於將居倫引渡回土耳其的決策都將受到巨大的美國政治和社會阻力。居倫最後的命運，很可能是“前往第三國居住”，而換取土耳其和美國雙方都滿意。
第二個影響土耳其－美國關係的因素是英吉利克空軍基地的開放問題。由於英吉利克空軍基地中的土耳其空軍官兵大多參與了土耳其政變，因此在政變結束之後土耳其包圍了機場，導致機場電力被切斷。英吉利克空軍基地是美軍的軍事基地，因此此舉被視為土耳其－美國關係緊張的表現。不過鑒於機場內存放有核武器，而且從更大層面講，英吉利克空軍基地不僅屬於美軍，而是屬於北約集團，是北約在土耳其境內的軍事存在，因此土耳其對於英吉利克空軍基地的包圍不會持續太久，雙方在政變參與人員交付事宜完成之後，機場即可恢復運行。
第三個影響因素是土耳其國內要求重新啟用死刑判決的呼聲。為了能夠嚴懲政變參與者，此次政變後土耳其國內要求重新啟用死刑的呼聲甚高，而此舉也被視為埃爾多安報復政變參與者和進行“清洗”的一個手段。不過由於土耳其“准歐盟”國家身份，此舉必然會遭到歐洲國家的反對，也勢必會促使大量人權組織和國際輿論對土耳其進行抨擊。土耳其對美國和歐盟關係也會因此受到挑戰。
第四個影響因素是土耳其恢復國家秩序，必然會帶來對於國內“恐怖組織”更加強力的打擊，很可能會影響土耳其－俄羅斯以及土耳其語周邊國家關係。政變之後，包括“清洗”手段在內，土耳其政府都是通過“強力手段”來恢復政治秩序，重塑政治權威。在此背景下，任何敢於挑戰政治穩定的力量都將被視作“出頭鳥”而受到打壓。儘管政變中，一些土耳其情報機構的反恐人員被叛軍打死，以及駐扎在土耳其－伊拉克邊境地區軍隊參與政變而受到“清洗”，導致外界一度猜想土耳其可能會暫停針對伊拉克敘利亞境內“庫爾德工人黨”等土耳其口中的“恐怖組織”的打擊，但是很快政變後土耳其軍隊就恢復了對敘利亞境內的打擊行動，顯示出其在“反恐”問題上的強硬態度。需要指出的是，“庫爾德工人黨”在敘利亞的“分支”“庫爾德人民保衛軍”，長期被俄羅斯和西方視作打擊“伊斯蘭國”的重要力量，因此土耳其未來強力恢復國內政治秩序的決心，很可能會影響到與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關係。
政變之後，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政府在“死裡逃生”之餘，利用“緊急狀態”“保衛民主”等口號，手中也握住了打擊異己的“尚方寶劍”，政治影響力將很可能在短時間內急劇擴張。在對外關係上，一個更加強大而咄咄逼人的埃爾多安和“正義與發展黨”政府，也將不可避免的與美國和西方發生碰撞。政變之後，土耳其政治形態必將經歷一個重大重構。（作者為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學院國際關係博士生）
（來源：環球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