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質疑，辛格在社交媒體上辯稱：“沒有人會願意免費出力。讓我們注重價值和回報，彼此友善。”辛格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認，像多數學者一樣，接受有報酬的研究任務後向社會公布研究成果，多數與電信行業相關的專家會注意自身的“商業關係以及客戶對監管政策的立場”。
另一家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和美國無人機生產商通用原子公司的“互動”非常默契。
隨著美軍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戰事減少，總部位於加利福尼亞的“捕食者”無人機生產商——通用原子公司的產品訂單減少。公司希望奧巴馬政府能調整政策，允許該公司向別國出口無人機。公司找到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則應約召開秘密會議，邀請來自美國海軍、空軍、海軍陸戰隊、海岸警衛隊、國務院和國防部長辦公室的高級官員參加，當然也包括相關企業代表。會議的成果是，該中心2014年2月發表的報告充分體現了洛克希德·馬丁、波音公司和通用原子公司等軍工企業的訴求。一年以後，美國國務院發布相關內容，為通用原子公司向阿聯酋出口“捕食者”無人機掃清道路。這是此類無人機首次向非北約成員國出口。國務院發言人隨後表示，政府官員充分考慮了智庫與工業機構的意見，形成了“一個綜合考量的政策”。
偏離“思想庫”方向帶來諸多困擾
8月7日，布魯金斯學會發表聲明否認《紐約時報》的報道，稱該機構的學者獨立選擇研究內容，公司不能決定學者的研究主題、方法和結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首席執行官也表示，他們從未進行游說，也不代表任何捐贈者、政府機構或實體的利益。
《紐約時報》對75家智庫的調查發現，很多研究者並未完整披露自己的注冊說客、大公司董事會成員等身份。很多說客、前高官、公司高管也常在智庫中擔任“非常駐研究員”，他們利用這一身份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同自己其他身份代表的利益多有重合。
聯邦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指責美國智庫從大公司接受捐贈，所做的研究其實並不中立，而是另一種形式的游說，這種游說可以逃避國會對游說公司的監管規則，且智庫研究成果能直接送達決策者案頭並影響決策者。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約柴·本科勒認為，美國有太多受企業資助的研究，有關方面提供這些資金時遮遮掩掩，偏要給人“獨立研究”和“學術研究”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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