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的關鍵時刻，對已有全球治理體系和思想的局部緩慢調整不足以應對系統性挑戰的規模及強度，全球治理思想、策略、體系的變革至關重要。G20作為全球治理框架中一個新興、有創新力的重要平台，有可能提供建設性的意見與指導，為世界發展規劃出新的道路。”羅馬俱樂部前秘書長馬丁·李斯表示。
該學者進一步指出，如果要擴大G20的作用並使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領導能力，就需要將全球治理政策所涉及的關鍵方面，如資源、氣候環境、經濟增長、就業等，置於一個全面的政策框架中予以綜合考量，並促成有力的國際協同行動，避免僅注重危機管理而忽略根本性問題的解決。同時，G20也需要對更廣泛的利益群體負責，吸收更多團體和專家參與，特別是充分考慮數以億計的窮人和容易被排除在國際決策之外的人群的利益。如此，或才能重新煥發全球化的活力。
《金融時報》刊登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的文章稱，新的全球化或許可以成為一個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計劃，重點應由促進全球化轉向對其後果的管理上。這意味著重點將從國際貿易協議轉向國際協調協議，勞工權益以及環境保護等問題也將受到更有限的考慮，同時它還意味著要投入與我們目前投入貿易協議一樣多的政治資本，應對大量通過跨界資本流動來避稅或逃避監管的行為。
“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需要觀大勢、聚眾智，並明確世界經濟未來的前進方向。”德國發展研究院院長迪爾克·梅斯納建議，為了在日益緊密聯動的世界推進全球治理，經濟規模占全球總量約85%的二十國集團可以從這幾個方面進行長效機制的努力，一是制定並落實有關可持續基礎設施投資的倡議；二是維護公平的國際貿易，通過編織更多新的雙邊和多邊貿易安排來遏制貿易政策的碎片化；三是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防止危機重演。
“實際上，每屆G20峰會都應致力於讓全球金融系統發展得更具靈活性、包容性、開放性。此次杭州峰會本身就帶著助力經濟增長的議程，推動開放、兼容的貿易活動，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南非標準銀行經濟學家倪傑瑞（Jeremy Stevens）進一步指出，G20應把焦點放在全球金融體系上，並對新興市場所面臨的難題給予更多關注。“全球貿易及投資的路線正在被持續調整。從國家層面來說，當前每個單位的GDP比以往承載著更多的國際意義。”
這無疑需要G20推動實現大刀闊斧的改革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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