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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范燕秋代替“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士永發表“遁入臨床的台灣醫界菁英”論文。(中評社 蔣永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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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台北9月11日電（記者 蔣永佑）“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研究基金會、大眾教育基金會10日舉辦“台灣的悲愴年代―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研討會。“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士永發表“遁入臨床的台灣醫界菁英”論文指出，作為當時台灣菁英的醫師們因難以置身時代氛圍與制度之外，幾乎全部投身臨床醫學，而不選擇從事基礎醫學的研究。
台北市長柯文哲、台中市長林佳龍也出席這項研討會，多位學者共同探討日據時期皇民化到國民黨政府二二八事件間約20年的歷史面向，現場約有200人參與。而劉士永因公出國，其論文委由師範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范燕秋代為發表。
劉士永表示，從皇民化到二二八的1930－1940年代台籍醫師多走入臨床執業的原因，並不能完全歸責於戰前的皇民化運動，卻仍與二二八之後的政治氛圍有關。因為日本政府在台的醫學政策是建立殖民醫學，以臨床醫學實際提升台灣當地醫療水準為目標。
但日本政府沒想到的是，台籍醫師雖然不能在在基礎醫學的專業上出頭，卻依然能憑藉著行醫累積的名聲和財富，成為啟蒙台灣社會的要角，為台灣社會及被壓迫的群眾發聲，恰好提供了身分上的掩護來隱藏新生的台灣社會意識，甚至是民族主義上的自覺，期待契機的來臨，因此在1920年代更像是以是入世的手段進行社會參與。
待二戰結束，台灣移交給國民黨南京政府，但戰爭結束、回歸祖國的喜悅，很快就被接收人員的貪污腐敗澆熄，而大陸外省來台主政的高官，又低估台籍醫師的水準，進而加以貶抑，而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國民黨政府來台後，高壓統治和濫捕、濫殺的白色恐怖，讓台籍醫師再度心寒，回頭退守臨床醫學藉以明哲保身。
另一方面，執台灣醫學界牛耳的台北帝大醫學部（後來的台大醫院），戰後由台大醫學院首任院長杜聰明負責接收，但國民黨政府卻決定捨棄過去的日本醫學制度，改採美式住院醫師制度，並引進中國大陸大學制度的教授分級制度，在院內引發對立，發生所謂“罷診事件”，杜聰明雖然堅守日本舊制，但顯然不見容於當時急需美援的國民黨政府，最後終究不敵白色恐怖的台大校園政治，黯然未獲續聘而離開台大醫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