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9月28日電／近些年，中東地區頻發危機，世人似乎已經習以為常。近期發生的兩件事情，再次使中東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其一，英國公布的伊拉克戰爭調查報告及其連鎖反應。該報告認定布萊爾盲目追隨美國出兵伊拉克，以片面的情報判斷刻意引導戰爭輿論，無視戰爭可能帶來大量平民傷亡的風險。就在該報告公布後布萊爾表示道歉的同時，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接二連三發生炸彈爆炸，造成大量民眾傷亡。這使布萊爾的道歉顯得蒼白無力。其二，美俄達成新的敘利亞停火協議及相關報道。短暫停火期間，敘利亞兒童在一片廢墟之上、殘垣斷壁之間嬉戲的場景，讓人百感交集。面對中東危機和亂局，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到底是誰造成的？日前，敘利亞知名學者烏薩馬·達努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美國奉行的新干涉主義政策造成了曠日持久的敘利亞危機。可以說，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東地區的民主輸出，從理論上看存在著三重錯亂，在實踐中給中東地區造成了嚴重混亂。
一、用強權顛覆公理
20世紀以來，由於資源禀賦、歷史境遇、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綜合作用，加之身居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頂端並從中受益，美國綜合國力長期領先於世界各國。這種物質層面的優勢地位，滋生了美國人的優越感。長久以來，許多美國人篤信“山巔之城”的神話，以“上帝的選民”自居，樂於充當人類的救世主。在這種所謂“天賦使命觀”的影響下，歷屆美國政府站在“民主道德高地”，極力向“民主發展窪地”輸出民主。
作為民主輸出戰略的重要內容，喬治·W·布什在2004年1月正式提出了“大中東計劃”，力圖通過“幫助”使西方民主制度在大中東地區扎根。這一計劃的實質，是按照美國模式對中東地區進行社會改造，從而將其納入美國勢力範圍。而胡蘿蔔加大棒，“顔色革命”和武力干涉並舉，是美國民主輸出的常見手段。2003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伊拉克藏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暗中支持恐怖分子為由，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單方面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2011年，軍事干預利比亞。在敘利亞，西方國家綜合採取了各種措施，自然也少不了火箭和炸彈（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此稱為“炸彈民主”）。
中東地區人民對民主具有自己的訴求，但他們想要的並不是美國強力輸出的美式民主。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數據顯示，在回答“你是否喜歡美國的民主理念”這個問題時，除了以色列以外，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受訪民眾大多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中東各國選擇何種政治制度，中東人民最有發言權。美國在中東的民主輸出，是在用強權壓制公理、顛覆公理。“美國的所作所為完全不像一個民主國家”，這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榮休教授諾姆·喬姆斯基一篇文章的題目。借用這個表達來描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民主輸出，也許是很恰當的。
二、用形式消解內容
作為理論表達的民主雖然最先出現在西方，但是民主本身是人類追求平等與進步的產物。相對於封建專制來說，資產階級民主具有歷史進步性，但是，它不是民主發展的完美形態，更不是人類民主發展的歷史終結。關於民主為何物，歷來存在各種界說。“所謂民主的，就是照顧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列寧的這句名言，道出了民主的本質內容。
“照顧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民主形式，可以而且應該是多種多樣的。眾所周知，選舉為王、形式至上，是美式民主的重要特點。將選舉等同於競爭性選舉，進而將其當作民主的衡量標準，必然導致在民主問題上一葉障目，是用民主的一種實現形式消解了民主的豐富內容。“選舉是民主制度運行的方式，它既是民主化的目標，也是民主化的手段。”亨廷頓此言影響力極大，但其選舉至上的偏頗顯見。
列寧曾指出，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層建築一樣，歸根到底是由該社會中的生產關係決定的。在文化與信仰大體一致、民族與種族相對簡單的同質性社會，競爭性民主有其存在的土壤和發揮作用的空間。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西式民主是一種不好玩、不經玩、玩不起的政治遊戲。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將這種單一形式的民主當作萬能程序、標準程序，力圖植入中東地區。這種不顧條件的民主輸出，注定不會成功。中東地區社會異質性特點突出，在文化傳統、宗教信仰、種族結構、國家認同等方面與歐美相差甚遠，在政治制度上必然有其自身的發展道路。尤其是在民族和談、教派協商、部落會議等方面，有其自身的民主實踐特點。用美國民主模式對中東地區進行強行改造，結果必然造成種族衝突、教派紛爭、階層對抗、政權更迭等，最終導致民不聊生。伊拉克戰爭的主導者之一、美國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年前在接受《泰晤士報》採訪時說：“我並不認為我們特有的民主模式在任何時候都適用於其他國家。在我看來，在伊拉克打造民主制度似乎是不現實的。”但願這是他的真誠反思。
三、用“民主”遮蔽幸福
在現代社會，民主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之一，而不是唯一目標，也不是最高價值。但是，當代西方社會一些人觀念裡存在著一種“民主拜物教”，一再將民主（準確地說，是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式民主）當作最高價值，並以此遮蔽人們對幸福的追求。強行向中東輸出民主的西方國家，推銷的正是這樣一種觀念。
眾所周知，幸福可以從多個維度展開探討。一般而言，幸福是一種對現有生活的持續的滿足感，並希望保持現狀的心理情緒。作為一種生活感受，幸福看似主觀，但是，它具有一定的客觀前提。對於廣大民眾而言，離開了和平的環境，離開了基本的民生保障，幸福必然成為空中樓閣。作為一種上層建築，民主的社會作用歸根到底取決於它對經濟基礎的適應性。對於現代社會而言，民主很可能成為幸福的一種來源，但不可能成為幸福的唯一來源。相反，錯誤的民主理念，不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模式，很可能是造成不幸的重要根源。當前，發生在中東的戰亂、湧向歐洲的難民潮等情況表明，美國在中東地區輸出的是劣質的民主，帶來的是真正的動亂。
正如牛津大學教授斯特恩·雷根所言，民主只有促進了發展，才能確保民主自身的發展；沒有發展，民主會被歷史湮沒。近期多家民調數據顯示，當初捲入“阿拉伯之春”的中東地區民眾，多數對現狀表示不滿，強烈的幻滅情緒取代了當初的樂觀情緒。相對於現在的民主制度而言，他們更願意要穩定的生活。2016年年初，突尼斯爆發的暴力騷亂不斷升級。突尼斯資深媒體評論員賈斯米認為，突尼斯當前所遭遇困局，根源在於經濟不見起色，沒有滿足民眾期待，從而出現社會動蕩和恐怖主義等難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民主輸出及其後果，印證了鄧小平的分析：“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堅持干涉別國內政，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那就會形成國際動亂，特別是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動亂。”
作者：孫來斌 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