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廖長江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明，建制派願意嘗試同來自不同黨派的每一位議員溝通。（中評社 杜博強攝） |
中評社香港10月15日電（記者 莊恭誠）香港立法會新一屆會期開鑼，輿論關注議會生態以至政治格局會否出現大變化。今屆起擔任建制派召集人的廖長江接受中評社專訪時表示，建制派願意嘗試同來自不同黨派的每一位議員溝通。他形容，溝通就像跳探戈舞，一定要兩個人一起跳、一起起步才能成事。廖長江又認為議會同事不應權責不清，要明白立法會的職能以及在某一議程上應做何事、不應做何事。
本身是執業大律師的廖長江，上屆循商界（第二）首次晉身立法會，今屆成功連任之餘，更接棒民建聯元老葉國謙，獲推舉為負責建制派內部協調聯絡工作的召集人。相比葉國謙資歷尚淺的廖長江向中評社記者坦言，建制派召集人的工作非常困難且艱巨，自己會以嘗試的心態盡力而為，爭取建制派所有黨派和議員的支持，公平處事，認真扮演好這一角色。
“我想做了之後就能體會到，謙哥是如何含辛茹苦、忍辱負重。”廖長江笑說。
社會思潮轉變 政府有責任應對
新一屆立法會最大的變化，莫過於主張本土、自決的新議員入局。對於議會生態以至政治格局的影響，廖長江說不想現時就作出評論，而是留待新議會運作一段時間，觀察一下不同政治派別的組合、互動。
他認為轉變一定會有，但是未必如部分人所言的那麼大，因為始終建制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的基本盤沒有大改變，不過拉布等抗爭場面預料仍會繼續存在。
“當然就本土議題上，在新一屆立法會，有關的聲音會變大，談論本土議題的篇幅、次數會增多，因為有較多本土派的年輕議員進入了立法會。”
過去一屆立法會，雖然曾就委員會組成的事宜有過不愉快的回憶，但是傳統建制派和泛民大致上仍能保持溝通合作的關係和意向。如今新人上場，形勢又將如何發展？
作為建制派召集人的廖長江表示，立法會內的每一個黨派、每一位議員，互相之間都有溝通的需要，而溝通就像跳探戈舞，要兩個人一起跳，不可能一個人自己跟自己溝通，因此最終還要視乎雙方面的意願。他同時強調，建制派會嘗試並且願意溝通。
至於在立法會選舉中有近兩成選民投票支持本土自決派，廖長江說同意有關思潮近年在社會上蔓延得很開的講法。他形容這一趨勢令人擔憂，因為這兩成選民並非全部是年輕人，還有其他年齡階層的市民，其中更包含了不同的訴求。
對於近年社會對立、撕裂以至各走極端的情況，廖長江認為要靠政府的大智慧應對和處理，政府應好好思考這一問題。被問到立法會在處理應對上的角色，廖長江指這種情況並非今日或這一屆立法會才發生，而是過去多年積累下來，到近期似乎特別嚴重、愈演愈烈，因此並非單靠立法會就能解決。
“立法會議員作為民選代表，議會內的氣氛正正反映了社會的氣氛及民眾的意願。要解決撕裂的問題，需要回到社會當中尋找原因，政府有主導社會的責任，不能單單說解決立法會內對立的氣氛，或者立法會如何去解決社會撕裂的問題。如果社會問題得以化解，大家傾向於和諧的局面，立法會內的民意代表相應會有所不同，議會氣氛亦會隨之改變。”
議會職能非制訂政策 議員不應權責不清
回顧過去一屆立法會，“拉布”是其中一大焦點，有泛民議員認為是通過抗爭手法彰顯公義，建制派則批評這一做法拖累經濟民生發展。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73條，立法會共有十大職能，大致上可概括為制定法律、批准公共開支以及監察政府施政。廖長江說立法會基本上都能夠履行好這些職能。
在制定法律方面，廖長江認為雖然上一屆立法會有很多“風風雨雨”，但是立法會依然能夠把持好這一工作，大部分政府提出的法案都在審議後獲得通過。
批准公共開支方面，廖長江指“拉布”事實上削弱了議員審議和質疑公共開支的作用，因為“拉布”過程中提出的很多問題並非真正重要和有意義。例如有“拉布”的議員提出減少中央政策組成員的人工，其中再分拆為減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二分之一等等，廖長江形容這類問題對負責回應的官員來說是“天大的喜訊”，因為根本無需回應，大家都明白不是認真的訴求，反而其他議員具實質內容的質疑，例如探討某方面開支為何較大、有無具體辦法節省開支等，卻在“拉布”的過程中被淡化或忽略。
至於監察政府的工作，廖長江表示透過事務委員會對政府提出政策的審議、專責委員會對不同事件或議題的調查研究、議員對官員的質詢等，立法會大致能夠履行這方面的職能，儘管可以做得更好，但並非一無是處。
談及新一屆立法會的工作，廖長江指出，過往部分立法會議員有權責不清的表現，有些事情屬於政策範疇，應由行政機關負責具體制訂，而這並非立法會的職能，立法會要做的是監察、審議。
“如果立法會議員事事都說行政機關不跟從自己的方案，譬如全民退保，然後就凡事都反對，甚至拖垮財政預算案，這就是一種權責不清的體現，部分議員以為立法會是參與政策制訂和推行的架構，其實並非如此。當然立法會有責任提出建議，政府亦應該充分諮詢立法會的意見。”
另外廖長江還指出，議員不應混淆立法會內每一個委員會的功能，例如在財委會就不應講事務委員會的議題，因為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是推敲、打磨政策內容的細節，完成之後才會逐步提交小組委員會以及財委會處理。
“法案委員會也是一樣的道理，其設立的原意是如果有議員對某一法案關心或感興趣，就可以加入有關該法案的法案委員會，在其中就法例條文逐條審議。之後到了大會，就不應再提出之前在法案委員會討論的事項。有議員說這樣做是因為沒有參加法案委員會，那就屬於議員自己的問題。一個有責任感的議員，應該明白法案到了哪一個立法流程，就應該處理什麼工作。如果因為自己未參加法案委員會，最多在大會上提一下，而不應一路糾纏不放。”
被問到這種情況是否涉及“拉布”，廖長江說不作猜測，但是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議員都應當明白和遵守上述的道理。
主席人選之爭 功能界別中聯辦有原罪？
梁君彥日前在一片爭議聲中，當選成為香港回歸以來第三位立法會主席。廖長江指梁君彥一定是適合的人選之一，原因包括他在過去一屆立法會擔任內務委員會主席，曾以代主席身份主持過大會，熟悉議事規則和大會運作，具足夠經驗。
對於梁君彥被指作風強硬，可能令議會氣氛更趨緊張，甚至無法同非建制派建立溝通，廖長江說：“我覺得他是不苟言笑，不代表他強硬。”他表示，喜歡與否是一回事，但是在工作上始終大家都要建立關係、保持溝通，而梁君彥個人在這方面不存在問題。
對梁君彥的另一大質疑，在於其來自選民數量較少的功能界別，而且連續四屆都在無競爭之下自動當選，因此認受性不足。同樣出身功能界別的廖長江，表明完全不同意這種看法。
“功能界別的議員亦是立法會議員。我經常跟中總（香港中華總商會）的人說，我自己是兩頂帽子，第一我代表商界（二），這一界別的選民全部是中總的會員，我的選民要求我代表他們在議會內發言，那我作為中總的代表，我一定要做。但更重要的是，我是香港立法會議員，如果中總的立場跟香港整體社會利益相違背，我亦會作出取捨。我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責任，始終要以香港的整體利益為依歸，而非單單中總的利益。就目前來講，我覺得中總的立場跟香港整體利益並無違背，過去亦不存在這種情況，所以我相信自己不需要有什麼取捨。”
廖長江又指出，功能界別議員和地區直選議員都屬於香港立法會議員，只是大家的選舉方法不同，但是都必須以香港整體利益為依歸。
“難道港島區的議員，就不理新界西的事務？新界西的議員就不理九龍東的事務？這件事始終要從立法會整體的角度來看，功能界別的議員也一樣，不是只看業界的利益，還要看香港整體的利益，這一道理對每一位議員而言都是一樣的、沒分別的。”
另一項有關今次主席人選的爭議，源於建制派內部協調候選人的過程。有意見指責中聯辦在其中“發功”干預，指定人選。廖長江表示，如果有人認為是中聯辦干預，就要拿出證據。
“可能中聯辦有屬意的人選，特區政府可能也有，各黨派有份最後投票，當然也有心水。今次主席選舉過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都被拋出來，而最終去決定人選是一個磨合的過程，包括在建制派內部會議當中，最後大部分議員都支持梁君彥，這是事實。難道每次決定了一件事或一個人選，就都說是中聯辦屬意或干預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