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紹唐為梁君彥作出的風險評估其實不無道理，但筆者認為，梁君彥既然擔任立法會主席，便應早有心理準備去承擔一定程度的政治風險，就如做生意的也需承擔投資和經濟的風險一樣。作為立法會主席，更應盡一切能力去維持立法會的公信力和嚴肅性，不應畏首畏尾。筆者認為，游、梁二人的行為本是大錯，梁君彥卻為求自保、避過風險，將大錯化成了小錯，讓香港處理立法的議會帶頭放寬執行法例列明的規則。在合理和合法的情況下，既被賦予主席之權，便應行使應該行使的權力，否則就是不盡責任，遇上大是大非的事也只期望“大步檻過”。
在情理上，梁君彥即使不嚴謹執行法例，也應該作出一個合乎道德的決定，何況法律本來就容許考慮道德的因素。游、梁二人既然膽敢以“支那”侮辱中國和整個中華民族，梁君彥更應讓他們承受做不道德行為的後果。即使梁君彥從未考慮道德問題，當他跟旁人說起“支那”事件，旁人、社會輿論、傳媒等的反應也應該能給予梁君彥一個清晰的答案。
梁君彥既不按法理，也不按情理地“放生”游蕙禎和梁頌恆，實在令筆者懷疑梁君彥處理立法會工作的能力。面對泛民“拉布”、議員搗亂議會，梁君彥又會否再以今日想“大步檻過”、不聞不問的態度去面對？筆者望梁君彥能自省，維護法治精神，在往後日子將功補過。
作者錢志庸律師是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