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經濟發達的時代，一些現象讓人困惑，一方面，整個社會追求的是物質化、庸俗化。整個社會有急功近利化的趨向。有一種說法就是“遍地奢華與奇缺的教養”。人們更多地追求物質富裕，而且是無限度地追求，不擇手段地追求。衡量一個人成就和地位的主要標準是金錢，受人追捧的是大企業家、最有錢的人，他們的經歷、成就、言論被奉若神明和榜樣；另一方面，是“去神聖化”。歷史上、思想上的偉人、英雄，不再神聖，現實中曾經神聖的職業：教師、教授、官員、權威、科學家、奉獻者，都已不再神聖，也不再像過去那樣令人尊重。甚至一些自然規律、人類社會基本規律及其建立在這些規律之上的社會價值也不再受到尊重或敬重。敬畏之心淡化了。
社會轉型、問題頻出的時代，應該是令人思考的時代。我們要把這個社會建設成什麼樣子，我們理想的社會究竟是什麼樣子，這需要學者們靜下心來冷靜地思考。現在都埋怨說這個時代沒有大師，沒有思想大家。如果學者們都被房價所惑，被物質所惑，沒有一個安靜的書桌思考和規劃這個社會和人類的未來，那當然也就不可能產生出大師來。誰能深入思考這些問題，為大家研究出一個明確的方向，提出一套適應現代社會、規範現代社會秩序的價值體系，誰就是大師。這種建立在現代社會基礎上的價值體系，理論上一定是先進的，代表人類未來發展趨勢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作為社會治理規範可以適用和應用於大多數社會的價值體系。
如果說經濟實力是基礎的話，文化影響力就是決定一個國家在世界民族之林地位的衡量標準。經濟實力與文化軟實力的結合才是一種文明文化能夠厚重深遠的兩大支柱。沒有經濟實力作支撐的文化很難具有普及性，而經濟實力缺乏文化價值的配套，將難以在當今世界獲得令人尊重的地位。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這就是建構文化價值體系的意義所在。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主流文化價值的塑造離不開國家的主導和推動，普通民眾不可能自發地擔負起塑造新主流文化的責任，也難以自發形成。打造標誌性文化體系應該是國家行為。中國儒家文化的弘揚與重新塑造，均是歷代王朝大力推動的結果，從秦漢到明清無不如此。西方文明的塑造也是如此。西方新的民主文化源自一種社會轉型期的樸素理想，也順應了大眾的願望，特別是當時社會中新興資產階級的願望和利益。這是這種新文化擁有發展動力的根源。近代以來，英國的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權利宣言，美國的獨立宣言等宣揚的近代啟蒙政治思想的核心：自由民主博愛平等，舉全國之力主導弘揚，終成一種全新的政治文化，引領近代世界政治發展的進程，使這種文化在歐洲北美站穩腳跟，並向全球擴展。而所謂的擴展民主也一直是西方國家的國家行為。
在中國崛起的時代，文化價值的重構決定這中國崛起的高度和品質，也決定著中華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的地位。如何理順內部社會的運作，如何應對外部挑戰和競爭，包括政治制度的競爭等，都需要逐漸構建一種新的文化價值，一種新的管理模式，展現中華民族的政治智慧，為世界政治文明的多元化做出獨特的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