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1日電／作為一市之長，日常工作肯定不輕鬆，哪還有餘力接聽訪民電話？其實，市長公布手機號，更像是在表明一種態度和立場。
10月27日，安徽省亳州市市長杜延安在市信訪局現場接待信訪群眾。針對信訪人的訴求，不能馬上解決的，杜延安耐心與信訪群眾共同找尋問題解決的最佳方案，並現場公布了自己的手機號碼，讓信訪群眾有新的問題、訴求直接向他反映。
市長公布手機號，並明言“有訴求直接找我”，不算新鮮事。幾年前，地方黨政機關一把手公布手機號、私人郵箱，曾一度成為官場時尚。可是，每每出現這樣的事，還是會引發輿論熱議。分析起來，大致可以說明兩點，其一，官民之間還有一定的距離，也缺乏良性的溝通機制，但凡官員做出點親民之舉，都會產生一種圍觀效應。其二，大量的民意訴求得不到表達，維權渠道也不盡暢通，在這個背景下，“有事直接找我”就很容易激發出共鳴感。
對於市長公布手機號，有人贊其勇氣可嘉，有人斥之作秀無聊，更多的人則是善意調侃。比如新聞下面的網友留言中，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句話是“您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中”。言外之意是，網友並不懷疑市長的誠意，但效果如何，能否堅持，則要打個問號。最簡單的道理，作為一市之長，日常工作肯定不輕鬆，哪還有餘力接聽訪民電話？從接待現場就可以看到，上訪的民眾可不少，如果都給市長打電話，市長忙得過來嗎？
市長公布手機號，更像是在表明一種態度和立場。比較可能的操作是：市長公布的不過是一個類似於“市長熱線”的工作號，市長並不會親自接聽，而是由市長秘書或者相關工作人員在維護。若如此，就與民眾的期望相去甚遠。
其實，就算是打通了市長手機，市長解決了問題，也不必誇大其意義。現實中，有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一旦媒體介入、領導重視之後，便迅速進入“解決快車道”，往往能得到理想的結果。於是在很多人心中，把事情鬧大、引起領導重視，就成為一種維權捷徑。但是，這種特事特辦式的個案解決，並不具有廣泛的可複制性。因為歸根結底，這還是一種人治而非法治，領導的地位越凸顯，也就越發折射出制度化救濟之弱勢。而制度化救濟如果不能良性運轉，也就意味著民意訴求無法得到穩定而常態的保障。所以說，“凡事找市長”，並不是政治佳話，而恰恰是問題所在。
現代政府治理，一要講專業，二要講效率。所謂專業，就是分工的精細化，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職責，每個人都做好分內事。所謂效率，就是各個政府部門之間既要密切配合、協同工作，又要有清晰的責任邊界。大量的民間糾紛和民意訴求得不到回應和解決，問題基本上就出在這兩個方面：一是管事的人不管事或沒能力管事，二是部門之間責任不清、分工不明，以至於遇事就相互推諉扯皮。由此，市長與其公布手機號，不如花更多的精力把上述兩個問題解決好。
（來源：京華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