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樣的趨勢，特朗普當選還能提供幾個具體的利好：
第一，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地產商總統”，特朗普不可避免要發自本能地為其外交政策注入“重商主義”的色彩，比以往任何一位美國領導人更喜歡利益置換這種手段。如果中美能合作解決問題，他或許可以從更加積極的視角看待兩國關係。
第二，特朗普對南海問題不了解，也不感興趣，他既可以放任美國軍方在南海地區照例實施“航行自由宣示”（FONops）之類的搗亂、攪局、侵權行動，也可能給美國軍方在南海的挑釁性巡游撤火。周邊麻煩少了，中國與美國談合作的氛圍能夠改善。
第三，特朗普不恨俄羅斯，有可能主動與俄改善關係，表面上看這可能減弱中俄戰略協作的動力，但實際上有助於擴大中美俄大三角恢復良性互動的運作空間，使三方從緊張的地緣戰略競爭思維中超越出來，彼此開展更多合作。
第四，特朗普承諾在美國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但手中缺錢，以至於不得不在葛底斯堡演講中提出的“百日新政”中裡宣告將停掉向聯合國繳納氣候變化經費轉投國內基建。中國企業赴美開展基建設施建設合作會不會進入一個機會增多的時期？中國在亞非開展基礎設施投資會不會政治阻力下降？當然機會成本可能上升，因為美國有可能對那些地區的安全減少承擔責任。
仍要回到人們普遍擔憂的特朗普的“不靠譜”上，可以提出幾個懷疑：
第一，特朗普執政後中美經貿大戰真的不可避免？
特朗普的一些執政要素將會首先對中美經濟關係構成影響。他的“百日新政”中有一條是“將中國列為貨幣操縱國”，還有就是推動公司減稅、製造業回流，以及廢除奧巴馬醫改，當然還有競選期間多次強調的要給中國輸美產品加稅45%，撤銷TPP、重談北美自貿區。
“列為貨幣操縱國”、“加稅45%”是競選語言，對於這樣的事，美國行政系統有一套受法律約束的機制，不是總統一個人說了算。撤銷TPP、重談北美自貿區形式上真有可能，但內容上恐怕留多去少，對這兩個協定做補充談判只能對中國出口商品的外部市場環境更加不利。
真正有大影響是的公司減稅、進一步減赤、製造業回流，特別“製造業回流”在奧巴馬時代已實施了八年，高端製造業回流成效顯著，中低端製造業不回流美國，而是向印度、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轉移、擴散，大的趨勢將更加明顯，對中國企業產生更大的競爭和轉型壓力。
美聯儲還是會按照它的規則運作，沒有“華爾街革命”會發生，美國加息周期開啟，美元回流、全球流動性減少是大勢所趨，世界對中國資金的需求會上升，這或許有利於“一帶一路”的實施，但中國沒有那麼大的供應能力，自身還有房地產泡沫等問題，全面深化改革在更深的外部逆境中前行。
中美經濟關係的本質性的東西已經不是克林頓時代、小布什時代和奧巴馬初期那種相互眼睛緊盯著關稅、國民待遇、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這樣的東西了，而是真正轉移到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上來了，貿易戰打不打對美國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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