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對社會政策缺乏認同
上世紀70年代，歐洲工業化國家內部的社會認同度較高，產生了不同模式的“福利國家”。一些西歐和北歐國家通過社會再分配制度，既提高勞動力素質，又提高企業競爭力。歐洲經濟共同體建設還為歐洲企業創造了更大更好的內部市場，在經濟發展、社會和諧和政治穩定之間形成過良性互動。但是好景不長，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歐洲競爭力的持續下滑，歐洲的社會和諧機制受到嚴峻考驗。歐洲共同體建立以後，一邊快速擴大內部市場，一邊延續歐盟一些發達成員國的“社會夥伴關係”，在歐盟範圍內鼓勵“最佳社會實踐”，帶動了南歐成員國社會福利水平的向上趨同，這成為其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降低的重要原因。龐大的福利開支也是債務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希臘債務危機爆發以後，西部歐盟國家主動地、南部歐盟國家被動地削減社會福利、緊縮公共財政，試圖提高市場競爭力。然而，這種緊縮在歐盟內部並沒有達成社會共識，在發展並不均衡的歐盟國家之間出現了諸多矛盾，特別是面臨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的南歐國家民眾通過罷工、示威、遊行和投票反對等方式表達強烈不滿，給政府造成了巨大壓力。
在越來越大的社會鴻溝面前，歐盟各成員國政府用於干預社會的能力和權力卻越來越小。而逐漸獲得了更多權力的歐盟由於沒有統一徵稅的授權，無法在歐盟全境有效地干預市場和社會，無法提供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在歐盟內部，資本和社會之間固有的利益矛盾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繼續擴大。資本的趨利給勞動力市場帶來了結構性變化，而富人逃稅則大大削減了成員國社會再分配的財力。歐洲議會報告說，每年約有1萬億歐元原本是應當繳納給歐洲國家政府的稅款，卻借助稅收優惠或者異地納稅等方式逃脫了。這種情況使歐洲國家用於社會再分配和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資源逐漸枯竭，而歐洲民眾不斷採用各種方式抗拒社會福利水平的降低，使歐洲社會體制處於臨淵涉險的境地：一方面要通過降低勞動力成本提高競爭力，另一方面又不能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因而，只能同時採取一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措施，既要鼓勵企業參與全球競爭，又要保護歐盟內部市場；既要加大人力資源領域的社會投資，又要努力削減社會福利投入。
目前，歐洲民眾的不滿情緒不僅表現為反分配不公和反財富鴻溝，而且表現為反經濟全球化、反歐洲一體化甚至反對歐洲聯合的基本價值和基本原則，特別是反對貨物、人員、服務、資本“四大自由”中的人員自由流動。在很多沒有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的民眾看來，是其他國家工人的流動、是移民和難民、是資本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改變了他們優裕的生活和美好的預期，他們的未來可能要像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一樣，以辛苦勞作換取微薄收入，就連家門口的工作也會被移民搶走。他們對未來的社會安全和地區安全都感到擔憂。歐洲媒體的報道傾向加劇了這種擔憂，形成了一種反對現行制度的情緒，回歸小國寡民的呼聲和訴求甚囂塵上。在最近的歐盟峰會上，建立歐盟層面的“社會支柱”被重新提起。歐盟的決策者們明白，沒有社會的支持，歐盟將沒有前途，歐洲經濟也難以真正復甦。但是，建設“社會支柱”不僅需要正確的政策，更需要合法的體制、可靠的財源以及民眾對社會政策的認同，而這一切都需要歐洲進行深入的制度性改革。在全球化、區域化和向民族國家回歸這幾股力量展開競跑的時代，在資本自由、社會離散、政治混沌的條件下，歐洲要想突破制度桎梏、走上發展坦途，實非易事。
（作者為中國歐洲學會會長）
（來源：人民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