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圖2：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14） |
（一）“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生產
“台灣主體意識”話語的生產是一個具有多元主體、跨越多個歷史情境的複雜的心理“化學反應”過程。
（1）話語塑造者的有意與無意
福柯認為，權力並不源於某個中心，權力是多元的，來自於各個地方。⑥“台灣主體意識”這一話語的塑造就來源於多種權力中心。日本殖民政府、台灣人群體、大陸方面、國民黨及其政府、以民進黨為代表的本土政治勢力等都主動或無意間參與了這一話語的歷史塑造過程。概言之，“台灣主體意識”的權力化過程是在近代中國政局發展變化的大格局下產生的。清廷割台，使得台灣人經歷了與大陸完全不同的歷史境遇，“台灣民主國”的自立嘗試更讓台灣人有了團結保台的自主意識，這是“台灣意識”得以產生的重要節點。國民黨的反共教育、李扁時期的煽動與扭曲、兩岸60餘年的分離與國際空間的對抗爭奪則使得“台灣意識”注入了反共的對抗意識與受打壓的悲情意識。
（2）台灣內部省籍情結的原發與流變
光復初期，台灣同胞對祖國是抱著極大希望，對回歸祖國也是歡欣鼓舞。但來台接收人員的不法行為卻讓台灣百姓倍感失望。這些接收人員中出現了不少害群之馬，他們“只顧著填飽私囊，猛搞他們的接收財，甚至開始魚肉敲詐一般台灣老百姓。這些惡行終至累積成為民怨”“已習慣於守法和循法而辦事的台民，當然看不慣來自於無法無天、又貧困又落後的大陸歹徒之做法”。台灣百姓“對祖國的強烈願望及期許逐漸落空，繼而生起失望、絕望甚至於怨懣，這些累積成堆變為干柴，由緝私煙而惹起的星星之火點燃了幹柴。”⑦“二．二八事件”的發生有其難以避免的必然性，當時積結的民怨遲早爆發，這也是台灣所謂“省籍矛盾”的原始生發點。蔣介石集團敗退台灣後，在台實施戒嚴體制，搞白色恐怖統治，同時實施中國文化的普及教育，一定程度上壓制或消解了台灣人的“台灣意識”。但在李登輝執政期間國民黨逐漸向本土化靠攏，“獨台”傾向明顯。陳水扁在執政期間，把國民黨和泛藍渲染成外省人的代表，把國民黨政權扭曲成外來政權，而把自己塑造成台灣人的代表和台灣政權本土化的象征。省籍和族群矛盾成為台灣社會分歧的重要根源。
（3）與大陸敵對結構下的悲情意識與反共意識
不可否認，“台灣主體意識”的形成與兩岸關係的對立有很大的關係。幾乎每次台灣人認同的大幅提升都與當時兩岸出現了嚴重的沖突事件以及台灣當局的煽動性炒作有關。從圖2可以很明顯的看出，1994年千島湖事件後，台灣民衆“台灣人”認同首次超過“中國人”認同，並在1996年急劇上升，升幅達百分之十（96年是24.1%，97年為34.0％）。這表明台灣人的主體意識在這段時間明顯提升，背後的根源就在於兩岸關係的嚴重對立。衆所周知，1995年6月，台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訪美，引起了大陸方面的強烈不滿。1995年7月和1996年3月，中國大陸進行了兩次大規模導彈實彈發射演習，並推遲第二輪“汪辜會談”，史稱“第四次台海危機”。⑧中美關係、兩岸關係均受到巨大沖擊。
也因此，反共與恐怖氛圍的營造是塑造“台灣主體意識”的重要途徑。李扁時期煽動民衆與大陸的對抗意識和反共意識正是基於對共產黨的恐懼感包括國民黨政府早期反共教育也是渲染大陸的動蕩與落後來營造一種對共產黨的恐懼氣氛。“令人恐懼的敵人”認知是區隔台灣主體與大陸主體的關鍵性工具，並有效區分台灣群體與大陸群體。
［圖2：台灣民衆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1992-2014）］
數據來源：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4）愛鄉愛土的台灣情結的異質化發展
“三百年來在台灣因政治鬥爭而產生的本土意識，再經過'台灣民主國'這個政治觸媒，並透過全島性殖民體制所建立的特殊社會的強化，於是一個鮮明的台灣意識便無可避免地鍛煉出來。”⑨早期“台灣意識”只是一種純樸的愛鄉愛土的具有一定自主意識的台灣情結，還不具有排斥中國意識自外於中國的分離傾向，否則不能解釋，台灣回歸時，老百姓敲鑼打鼓歡天喜地的喜悅心理。日據時期，雖沒有清晰的“台灣主體意識”的概念，“但從本體論而言,'台灣意識'已經型構了以後'台灣主體意識'的基本內涵。”⑩“台灣意識”的積澱和內化已經為“台灣主體意識”話語的生產提供了最關鍵的心理基礎。
“台灣意識”有三大特點和兩面性。三大特點是：愛國性、反抗性和自主性，這是它的正面。而抱怨性、排他性、分離性、狹隘性是它的負面。在1970年代前，負面的特性沒有產生明顯的社會影響。但自李登輝上台後，在政治本土化的現實環境中，“台獨”分裂勢力放大了這些負面特征。⑪這就是“台灣意識”，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異質化發展的趨勢，為主體意識的形塑提供了土壤與空間。
（二）“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控制與分配
“福柯認為，無所不在的權力，構成了一個的網絡，就像毛細血管似的滲透於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進入人們的肌理，嵌入他們的舉動、態度、話語，溶入他們最初的學習和每日的生活。”⑫無疑，“台灣主體意識”話語產生以後，已滲入到台灣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深處。“其話語塑造有刻意打造與無意促成兩種情形，刻意打造是話語控制的集中體現。刻意塑造的行為主要是本土政治勢力及其機構通過對概念內涵的窄化以及一系列口語化、符號化的概念操弄行為進行宣傳與意識滲透。「不同的政治力量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式對'主體意識'進行詮釋，並設計出簡潔易懂且符合情感動員的指標，以方便進行政治動員。再經過選舉的政治社會化作用，'台灣主體意識'很快成為台灣民衆耳熟能詳的政治話語，台灣民衆對'台灣主體意識'也形成了'基本共識'，從而完成了意識形態化過程。”⑬這一話語在台灣政治生活中取得支配性地位，成為意識形態的關鍵部分，也就完成了它的權力化過程。作為藍綠兩大政治勢力的代表，國民黨與民進黨都不得不爭奪該話語的主動權，並進而從自己的利益出發利用手中可以操控的政治和社會權力詮釋所謂“台灣主體意識”。
（1）國民黨與民進黨話語權的爭奪。在福柯看來，權力是一個無處不在的網狀結構。作為真理的話語在各種權力關係的作用中取得了合法權，成為“真的”話語。當真理取得支配地位後，它就會建構一種支配關係，這種支配關係不是有形的支配權力，而是普遍存在的話語權力。⑭當某一話語成功的生產出來以後，就會成為一部分政治勢力積極操控的對象，掌握話語的主動權，進而擁有話語權力。“台灣主體意識”話語一旦被生產出來，擁有不同政治光譜的國民黨和民進黨必然極力搶奪其支配權。同時，在相互政治鬥爭的過程中，雙方也彼此習得對方有益的鬥爭方式，形成話語模式與話語內涵的自發分配狀態。如2013年江宜樺在任“行政院長”期間，提出的核四公投案。公投，這一最能體現台灣人主體性的政治行為，是民進黨常常操弄的工具，對國民黨來說極為敏感，不願觸碰。但此次國民黨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用公投對抗民進黨的反核運動。在長期的話語爭奪中，“台灣主體意識”的話語形成一種不斷分配的結果，即雙方在保持話語共同性的同時，均從有利於自己利益的角度詮釋話語，解讀話語，操弄話語。
（2）台灣藍綠二分的社會結構是話語自動分配的結果。陳水扁在第一任期內的4年，以“去中國化”、“建立台灣主體性”、“愛台灣”激發佔多數的閩南族群凝聚在一起，最後並以“為台灣人擋子彈”，使民衆送他再次當選。但當他口中的“外來政權－中國人－中共同路人－賣台集團”成為因果鏈，卻也嚴重刺激另一族群或陣營。⑮話語的自動分配不僅在政黨之間展開，而且涉及到每一個政治個體，台灣藍綠族群的分野，一定意義上是話語差異解讀不斷內化的體現。話語分配過程涉及到每一個不同個體的教育背景、生活經曆、意識形態、家庭背景等等。因此，具有相同價值認知和政治傾向的人會自然集聚，使得人以群分。這是一個發達的現代社會的正常現象，即話語多元化與價值的多元化。話語上升為權威性的真理，具有了權力，也相應地塑造了臣服於這些話語的民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