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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馬台澎兩岸交流協會會長蘇進強（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北京11月27日電（記者 蘭忠偉）第二屆“中華文化復興論壇”日前在北京大學落下帷幕，大會期間，金馬台澎兩岸交流協會會長蘇進強發表了以“王道文化是兩岸關係的活水”为題的大会報告。
前言：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雖只是三國演義的一段開場白，卻也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趨勢，甚至也將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未來際遇。
由於一九五0年代前的國共內戰，兩岸分離分治將近七十年；而隨著冷戰結束，統一後的德國在歐洲稱雄，南北越統一後也成為亞洲新興國家，兩岸卻仍處於分離分治的狀態，中國大陸固然強烈希望兩岸盡早統一，但多數台灣人民即便不贊成獨立，也抱持“不統不獨”希望維持現狀的立場；不過，兩岸人民的想法容有差距，政治的隔閡或尚難逾越，但由於兩岸同根同源，五緣相契，如能深化基層社區與中華文化的交流，以尊重、包容、欣賞、分享為內涵的王道精神，做為兩岸人民心靈契合的活水，相信必能增進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
大陸近年來持續改革開放，整體國力發展已令全球刮目相看，反觀台灣的競爭力卻在藍綠惡鬥、族群對立下停滯不前，甚至倒退，兩相對照，令人扼腕。經濟上，2010年中國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2015年11月美國財經月刊《全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 Magazine）發布全球最富有23國排名，台灣第19名 。軍事上，2015年9月底，瑞士瑞信銀行（Credit Suisse）按國家常規戰力、軍隊規模、飛機、航母等軍事裝備的數量，公布全球最強軍力排名報告，結果顯示美國居冠，其次是俄羅斯，中國位居第3，台灣則排名第13 。
兩岸同文同種，卻由於歷史的恩怨情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最不能相容的敵對政體，歷經五、六o 年代的台海危機，多少中國人因而顛沛流離，直到八十年代蔣經國主政後才開放探親、觀光，以至於2005年的“胡連會”，達成五項願景共識，兩岸關係才進入和平發展的新階段，2008年馬英九當局也在小三通的基礎上，與大陸進行大三通，並簽訂23項經貿協議，嗣後並在2015年11月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進行世紀性的會面，開啟兩岸和平發展的新局。
透過選舉制度，民主是人民參與政治，也是分享權力與政治資源的渠道，而政黨輪替也已成為台灣民主的常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延續，亦為台灣人民最大的共識；遺憾的是，2016民進黨蔡英文上台後，對攸關兩岸互信的“九二共識”採取模糊的論述策略，導致兩岸關係倒退，台海和平發展出現“冷和”、“冷對抗”的陰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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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一、“反國民黨”與“反中”的辨證
台灣這些年來所引以為傲，乃是以中華文化為主軸的多元社會與自由民主的活力，讓台灣成為中華文化復興的堡壘與接軌全球化的公民社會。但這些得來不易的“台灣價值”，卻因藍綠惡鬥與政客操弄被扭曲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為所欲為，街頭運動常成為民粹的政治動員，但依恃街頭民粹而當選的政客，也必須面對民粹的需索與反噬，反而對社會發展與政局安定帶來負面的影響。
而在台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藍綠陣營除公共政策與治理能力的競爭外，統、獨意識型態不再成為呼群保義的競選口號，但“國共合體”與“台灣主體”卻漸漸成為藍綠對立的文宣主軸。再加上2008以來兩岸和平紅利集中在以國民黨高層政商關係為主的特定族群，階級對立與世代正義的傾斜，馬王鬥爭和立法院對服貿協議審議過程的粗魯，在特定傳媒與新媒體網路世代的宣染下，產生太陽花學運乃至“反中”社運。
不過、這並不意謂“去中國化”或所謂“文化台獨”就能取代根深蒂固，已內化於社區基層、大街小巷常民生活中的中華文化。進一步言，“反中”其實是對國民黨長期龔斷政經資源的反撲，若簡單化為“反中”其實既不現實也不準確。實質而言，以“反服貿”為訴求的太陽花學運，也並非完全反對兩岸服貿協議的內容，而是反對國民黨對通過此協議的程序不正義及欠缺溝通的霸道作為。
台灣解嚴開放後，社會公民意識漸趨成熟，選民對各項選舉的參與度、投票率平均已超過70％以上，政黨對單一選區的大型選舉，往往窮究一切可能以贏得勝利，擁有黨產的國民黨在地方多席次的選舉，雖占資源上的優勢，但也因而動輒被指責賄選或不公不義，再加上前述的“國共一體，利益共生”的不平衡，“反中”與“反國民黨”相加相乘的政治動員，遂成為綠營吸納選票的催化劑，2014年底的九合一及2016大選的勝利即不令人意外，但此一結果不僅不等同於大陸對台政策的成敗，更不能簡化為“反中”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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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民為主”的社區文化交流是兩岸互信的基礎工程
眾所皆知，大陸近年的發展可謂突飛猛進，宏觀的戰略規劃與快速的決策及講究効率的執行力，讓計劃經濟的各項政策能夠劍及履及，當人民財富累積到不虞匱乏，社會也開放到一定程度之後，貪腐問題往往是國家治理不可承受之重，人民便開始要求自由民主，希望擁有參與公共政策的權力，而“由上而下”的國家治理，分工轉化為以服務代替管理“由下而上”或上下相輔相成，建立人本的“以民為主”的社會發展或社區營造模式，也已成為大陸近年來地方治理不斷摸索的創新模式。
事實上，這種由政府提供政策規範與相應資源，社區居民共謀、共理、共治、共享、共謀，參與基層公共政策與建設，共建社區為共同家園，守望相助，人人相互尊重、包容、欣賞、分享，人人皆可成為志工，守護社區安全、環境、生態，乃至共同運營社區產業的“社區總體營造”，正是台灣近30年社會發展與轉型的利基，其發展經驗或可做為大陸建構全面小康社會的借鏡，甚而是兩岸基層社區交流的重要平台。
透過社區交流平台的溝通，相互理解，交換經驗，建立交情，互通有無，形塑社區對社區的“社會互信”，對兩岸互信而言，正是“萬丈高樓從地起”的基礎工程，也是“兩岸一家親”的具體實踐。不可否認，兩岸有不同的的政治制度，但社會發展的軌跡卻異曲同工，台灣在50年代即積極倡導“小康社會”，並從農村、偏鄉推動基層建設與社區營造，“客廰即工廠”的家庭手工業及鼓勵中小企業，使大多數民眾能脫貧而小康、致富，同時將文化倫理道德、禮義廉恥精神融入“國民生活需知”。這種將中華文化王道精神內化、融會貫通於民眾生活、形塑社區共同體的建構，正是“和諧社會”的體現。而兩岸和平發展已是基層社區民眾的主流民意，並不因政黨支持對象的不同而有歧異，對宗祠姓氏與信仰的尋根之旅也蔚為風氣，故而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不受政客“去中國化”及“文化台獨”的影響。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如何以中華文化的交流，深化兩岸關係的“五緣”，或可做為化解因“九二共識”之有無的破冰活水。
以下僅就台灣民主發展脈絡與王道精神的底蘊作一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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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道精神是兩岸共同的文化資產
“王道”是中國獨有的傳統思想，也是全球華人、兩岸共同的文化資產。“王道”一詞最早出現在《尚書．洪範》中，中國人立國之道不是以殺人取得勝利的手段，講究的是修德睦鄰、近悅遠來，讓鄰國心悅誠服，不發動戰爭而獲得和平。
先秦時期最早倡導王道思想的是孟子。孟子身處戰國亂世，百家學說雜沓紛呈的時代，一生與當時社會的功利主義戰鬥。他認為，一國之君治理國家必須施行“仁義”之道，而不能使用“武利”之道，也就是治國必須行王道，而不能行霸道。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裡，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
王道精神的第一個重點是分享而不是獨占，是眾樂樂而不是獨樂樂的生活態度，是具有相當程度的民主精神；其次是不忍人之心，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所以孟子的“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是以道德統率天下，因此，孟子認為所有的統治都要以道德與仁義為基礎，來貫徹治國理念，如此才能夠明“義利之辨”，才能與“霸道”有所區別。一個國家若施行王道，帝王若以道德仁義為統治基礎，則不論國之大小，都無懼鄰國的強大與欺凌，也不會有侵略征伐之事的發生，國家才能夠長治久安。孟子這種思想的影響，隨著儒家在中國歷史上取得獨尊地位而益形彰明，中國歷朝歷代大多以武力取得政權，改朝換代之際，征戮殺伐在所難免，但在取得天下後，去少有侵略鄰國友邦的舉措，反而是鄰國因仰慕中華文化之名遠來朝聖，中國必饋以豐厚賞賜，令其畏威懷德，心悅而誠服。
“王道”是柔軟善巧，“霸道”則是剛強粗暴，王道的宗旨在使百姓安身立命、安居樂業。在戰亂的年代，法家、墨家學說容易獲得帝王賞識，脫穎而出，道家則易於受到隱居避亂人士的青睞，但王道思想卻是在太平盛世維持國家安全與國際關係穩定的重要基石，只有施行王道，才能夠讓百姓休養生息，讓國家倉廩豐實。“王道”精神就是“仁義之道”的政道精神，在過去歷史上，只要中國具有足夠自信，足以影響國際視聽，王道精神便能發揮風行草偃的教化之功，成為普世的價值；孟子所舉的文王七十裡而得天下的例子，便是因為人心歸向，王道彰顯所致。
但是在帝制時代，孟子的思想也挑戰了帝王的權威，限制了帝王的權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革命思想，便是其中最遭帝王所忌者，事實上，孟子是以民、社稷、君三者的功能與影響而論，並不是評斷其地位高下，在孟子看來，有道與無道會使國君與土穀之神，因而變置更替，在國家的治理上，只有人民是不能失去的，人民是立國之本，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失民心者必然失天下，以這種民胞物與、推己及人之心看待人民，其實蘊藏著博愛平等的無私精神。但也因為此種論述挑戰了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導致部分帝王無法接受孟子思想，對其加以抵制，如明太祖朱元璋，甚至想將孟子逐出孔廟。
但是歷史的進程總是朝著正面的方向前進，孟子的王道思想總是歷朝歷代的主流思想之一，即便帝王私心自用而加以貶抑，士大夫、文人仍是秉持著一貫的王道思想以月旦天下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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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岸關係與台灣民主進程
海峽兩岸自1949年開始分治分立。台灣於1949年5月20日零時起實施戒嚴，至1987年7月15日解嚴，翌年，蔣經國辭世，李登輝繼任為“總統”，開始推動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1990年10月7月宣布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其後並邀請成立於1986年9月28日的“民主進步黨”主席黃信介擔任副主任委員，創黨委員康寧祥亦應聘為委員 。
1991年2月成立“大陸事務委員會”，同月23日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同年3月“海峽交流基金會”掛牌運作，並與成立於同年12月的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相對應，成為兩岸當局授權處理兩岸事務的機構。1991年5月一日起，台灣終止動員勘亂時期，等同宣布結束與大陸的敵對關係，藉以穩定兩岸關係與鞏固執政權力，並進行國會全面改選。
1992年11月兩會在香港舉行會談，海基會代表根據國統會同年8月1日第8次會議對一個中國涵義所作解釋為立場，獲大陸海協會首肯，雙方各自以口頭表述不同的“一中”內涵，此即台灣所強調的“一中各表”緣由，辜振甫先生生前則以此稱為“九二諒解”，2000年4月蘇起將之歸納為“九二共識”。96年總統直接選舉，台灣民主化進入“主權在民”的轉型階段，國民黨威權統治下龔斷中央與地方政府首長選舉的優勢，已面臨以民進黨為主的在野黨挑戰。
2000年陳水扁在大選中擊敗連戰與宋楚瑜，成為民進黨第一位“總統”，就職時曾發表“四不一沒有”政策演說，並於電視專訪時公開宣示“台獨說得到，做不到”。但大陸仍以“聽其言，觀其行”冷處理相應，兩會協商功能陷入停擺，陳水扁乃以“一邊一國”對抗，邦交國亦告失血。執政期間曾舉辦軍購、入聯公投，但結果皆失敗。而中正紀念堂的牌匾風波及課綱調整皆被外界認定為“去中國化”的作為。
2008年馬英九勝選，致力緩和兩岸關係，並在2015年11月與中共主席習近平會面，創立兩岸領導人會面的歷史紀錄，也為兩岸和平發展開啟新猷。但由於馬英九執政期間政績不佳、政黨內鬥，導致同年九合一選舉的挫敗。2016年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出馬角逐大位，靠著馬英九執政的不得人心，以及國民黨的內耗而取得政權，完成民進黨第一次“完全執政”。
五、王道精神在台灣的體現
台灣與大陸文化上同根同源，在這60多年兩岸分立分治期間，多數時間始終秉持中華傳統文化，崇尚仁義道德的王道之治。當時雖是威權統治，但是主政的蔣氏父子所任用的學者、官僚，仍然具有儒家的傳統精神，在教育上也能夠延續王道文化的特質，讓學生從小就接受“能而不強，不霸而王”的思想，進而以文化的力量感召鄰近友邦，如日、韓、越等國，都受到中華文化相當程度的影響，漢學的研究也在其各國方興未艾。
台灣新儒學代表之一的徐複觀，認為“孔孟的真精神追下來，在政治上一定是要求民主。” 又說：“今日真正的儒家，一定要在政治民主的這一點上致力。”台灣新儒學位多年來的政治提出一條大路，在傳統的基礎上積極創新，為民主自由注入新的活力，也對當權者的威權提出批評，善盡知識分子的責任。徐複觀認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勢”之上，缺乏“道德的自覺”，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作為基礎才能穩固。這種類似的認知經過課堂、書籍的傳播，對於幾十年來台灣民主進程的影響雖隠而不顯，但卻深入公民社會。
除了政治、教育方面，台灣的王道精神甚至也延伸到企業、商場，甚至文學之中。宏碁電腦創辦人施振榮自言，從年輕時候就將王道精神融入企業之中，他說：“王道，其實是我創業時就有的基本信念。”他認為，當我們進入王道的世界，會深刻理解到，一個生命真正的存有（Being）是利他主義，重視生態甚於個體、重視平衡甚於均衡、重視長期甚於短期、重視無形甚於有形，王道的途徑將為人帶來宇宙觀點，突破思考盲點，也終究會發現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 ；此外，著名的王品餐飲集團，亦以王道文化作為其企業的文化表征，深受消費者肯定，這就是王道精神在台灣企業的體現。
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民主運動受到民粹的制約，藍綠惡鬥，使民主發展演變為“民主內戰”，族群衝突重新在街頭上演，國會議事的荒腔走板，因國民黨的馬王內鬥、立院程序公義的爭議，使“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風起雲湧，民進黨借力使力，崩壞國民黨長久以來一黨獨大的權力結構，並取而代之，台灣的競爭力卻因此一蹶不振，幸而，以基層社區為環節的社會體系，並未因選舉的結果而解構，民眾的政黨支持對象或有不同，但“社區共同體”的目標卻能以多數利益為共識，公民社會的組織與公共政策的參與，這種共治、共謀、共享、共評，尊重、包容、分享、欣賞的社區文化，正是中華文化王道精神“以民為主”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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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道精神是“中國夢”的動力
在中國大地上，以漢民族為核心的中國人度過了五千年的時間，經歷過多次民族大融合，形塑了可大可久的中華文化，隨著時代的進步，中華文化不但在華人世界生根茁壯，並且擴及到全世界，對整個時代潮流發生重大的影響。其中，王道精神的宏揚，更值得世界各國師法學習，因為只有推行王道文化，才能解決當前世界的亂象，才能夠提升人類的精神文明與人文素養，使世界和諧、和平共存。
自從清朝中葉以來，中國遭受歐美列強的侵略欺凌，1937年展開的全面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在危急存亡下，對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最大的反撲。以當時中國與日本的國力、軍力而論，沒有任何國家看好中國可以贏得這場戰爭，但是中華兒女拋頭顱、灑熱血，以3500萬軍民的生命，無數的身家財產為代價，最終贏得反法西斯抗戰的勝利，廢除多年來與列強訂定的不平等條約，並躋身世界五強之一，使中國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取得與其他國家平等的地位。中國以如此巨大的損失換來慘痛的勝利，卻沒有對於發起戰爭的元凶日本展開報復，反而以德報怨，讓戰後的日本有了新生的機會，這是王道精神的具體展現，也是中華文化恢弘博大之處。
無庸諱言，1949年後，中國大陸成為一黨執政、以黨領政、領軍的大國，經過文化大革命等多次的政治運動，傳統的中華文化迭遭破壞，損失難以估算，這是中國人的不幸，也是歷史的無奈。迄1967年1月台海金門上空爆發最後一次空戰後，兩岸歷經大小不一的戰役即不再發生，但兩岸軍事對峙冷戰的型態並未終止。
1978年中共11屆3中全會召開，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南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同時大步走向改革開放，注重經濟發展，整體國力隨之上升，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2015年9月，全球最強軍力排名報告美國居冠，其次是俄羅斯，中國位居第3。中國的強大引起世界各國的側目，有心者先後散布“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等陰謀，企圖抵制中國的進步與強大。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於2015年9月3日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勝70周年大會上強調，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 並同時宣布，中國為忠實執行維護世界和平的神聖使命，將裁軍30萬人。另方面並規擘“一帶一路”與亞投行，以連結歐亞大陸，形塑區域經濟、文化與生活生態共同體。並一再強調，為了和平，世界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偏見和歧視、仇恨和戰爭，只會帶來災難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處、和平發展、共同繁榮，這是也是以中華文化為底藴的“中國夢”的王道之路。
“永不稱霸、永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這就是王道精神的內涵，中國大陸正在歷史的軌道上延續中華民族復興的王道精神與王道文化，只要秉持這種精神，“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決不會是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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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民為主”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正道
台灣與大陸分隔60多年，從冷戰互鬥到和平互動，其中經歷不少波折，卻也從中學習到許多相處應對之道。不可否認，在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歷次“總統大選”，中國大陸的因素一直扮演重要的功能性角色；遠自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形成另類助選，李登輝在面對多組人馬競爭下仍以多數勝出，2000年，朱鎔基總理針對台灣出言恫嚇，效果卻適得其反。此後，北京對台灣大選的策略，即改弦更張。
2005年4月，大陸公布對台針對性十分強烈的“反分裂國家法”，遏制了“法理台獨”，而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也在4月26日赴大陸進行“和平之旅”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進行會談，達成五個願景的共識 ，而由蘇起歸納九二年兩岸兩會對“一個中國”內涵各自以口頭表述的相互尊重與諒解，簡稱為“九二共識”，於焉成為國共的共識，與國民黨對立的民進黨乃群起反對。但蔡英文在勝選前後矢言“尊重及理解九二會談歷史事實及兩會達成相互諒解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雖未表述接受“九二共識”，卻已意在言外，大陸以“一份沒有完成的答卷”表達繼續“聽其言、觀其行”的立場與善意，也展現大陸對台政策的自信。
然而，由於蔡英文對“九二共識”的迂回論述，始終未能達到大陸對“一中原則”內涵範疇的㡳線，不僅陸客大幅減少，即連參與lCAO等國際組織也因此受阻，再加上內政問題及重大政策爭議不斷，昔日在選戰中呼群保義的支持者，在執政百日後卻成為在街頭抗爭的群眾，九月及十月底的民調亦顯示蔡英文及執政團隊的支持度、滿意度，已較520呈現“雪崩式下跌”。這種以政治意識型態為本位，自甘放棄“九二共識”話語權，卻置兩岸關係於倒退、冷對抗的作法，實不符合“以民為主”的民主精神與台灣人民的利益，且已受到民意嚴酷的反噬。
近幾年中共對台政策與時俱進，不僅重視國民黨高層的互動，在經濟上對台灣多方讓利，讓農漁民“有感”，同時制定在“三中一青”的政策，更深入台灣基層，接觸社區民眾，針對台灣的“中小企業”、“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具有獨立思考、不受傳統約束的台灣“青年”，加強實質利益與結構性的連結，以改變以往讓利集中少數特定階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偏頗。雖然，這種帶有強烈目的性的作法，被特定媒體以“凡交流、讓利即統戰”名之，綠營政治人物與名嘴也以此做為渲染“恐中”的文宣基調，再加上“統戰”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反共敎育下已被窄化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即連今年八月份上海與台北市的“雙城論壇”亦被污名化為被“統戰”，幸而柯文哲市長以“交朋友、合作雙贏”等化解外界的質疑。由此可見，兩岸關係的認知與發展，仍有待以同理心、換位思考才能深化，進而達到“心靈契合”。
如前所述，2016年民進黨與蔡英文在大選與立委選舉中大獲全勝，但她對於八年來維持兩岸和平穩定的“九二共識”，至今始終不願正面承認，這種模糊策略雖讓蔡英文在不犯錯的情況下贏得大選，卻也為兩岸關係埋下隱憂。中國大陸為此關閉官方互動協商管道。
而太平島仲裁案，新當局對仲裁結果雖與大陸採取一致“不接受、沒有約束力”的立場，卻又避諱宣示南海主權“十一段線”與宣示太平島主權於1946年即歸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錯失與大陸重啟對話與互信的契機。7月1日雄三飛彈誤射事件發生後，蔡英文新當局在第一時間將狀況通知美國，卻未同時通知直接受到威脅的中國大陸，錯失了建立民共互信的契機，但也顯現民進黨當局對兩岸關係仍以美、日為中心，這種舍近求遠“輕中重美”的思維，其實也凸顯民進黨欠缺歷史觀、執政自信與兩岸和平發展的大戰略，令人遺憾。
兩岸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就必須多王道的尊重、包容、欣賞與分享，而降低或減少霸道的政治壓力，所要加強的，除了是從經濟互利、文化融合到政治交流外，也要以同理心換位思考了解台灣人民對參與不涉主權爭議的NGO國際組織的需求，乃至重新定義兩岸分裂分治的歷史與現實，接受不同於一邊一國的“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長遠來看，中國大陸與台灣合則兩利，分則兩害。中國大陸必須以更寬闊的胸襟，更大的包容度，對台灣展現泱泱的氣度，讓台灣人民覺得與中國親近是安全的、可靠的，是不受威脅的；而台灣對於大陸的崛起，必須更深入、更多元，台灣可以親近美、日，但最重要的卻是維繫與中國大陸的穩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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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道文化歷久彌新，“文化台獨”難成氣候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是王道文化。“王道”也是中華民族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塑的一種獨有的政治思想與文化，是一種崇尚和平和諧，以人為本、以天下為目標的文化認同，追求的是能而不強，王而不霸，超越地域、國家限制的精神。
國共內戰衍生兩岸分裂分治，敗退台灣的國民黨以“反攻大陸”做為整肅異己與戒嚴體制的無限上綱，228事件與白色恐怖，使飽受殖民統治荼毒的台灣人民，再次承受威權統治的“霸道”壓迫，反抗意識油然而生，黨外運動方興未艾，民進黨的組黨亦應運而出。早期黨外及民進黨率皆以街頭運動起家，“台獨黨綱”的濫殤亦在於對國民黨威權政體的反制。不論是2000年或2016年，民進黨二度執政，獲取台灣權位，“台獨黨綱”與其他違反“中華民國”憲法規範的決議文或政策、政綱即形同具文，這也是陳水扁在執政時公開宣示“台獨是說得到、做不到”，蔡英文也一再宣示將遵守“一中”原則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增修條文，並“超越政黨”處理兩岸關係的緣由。
無可否認，二度執政的民進黨，每因採取與國民黨不同的教育政策或課綱，即被質疑為“欲去其國，必先去其史”或認定為“文化台獨”；固然“文化台獨”的可能性需予遏止，這些指控、擔憂亦有所本，但若“看到黑影就開槍”捕風捉影，過度誇大、渲染反而助長原本不成氣候的“文化台獨”，甚而殃及無辜、誤人誤己。另外，藍營大陸某些人士對蔡英文向台灣原住民道歉並不以為然，甚至指稱背後隱藏“去中”或“文化台獨”的政治動機，這種“偽命題”的指控，其實有如“台灣就是台獨”的無限上綱，並不值一駁。
實質上，“認同台灣”並不等同“認同台獨”，支持民進黨的選民也並不等同於支持或認同、了解“台獨黨綱”，何況民進黨的台獨黨綱已形同歷史文件，否則蔡英文又豈能宣誓服膺以“一中”精神為內涵的“中華民國”憲法？而“認同台灣”與“台灣主體”的思維，並不與海納百川中華文化相斥，何況中華文化早已內化成為台灣人民的價值與生活的方式，縱使日治時期的“皇民化”，中華文化依然保有強大的存續力，源自大陸唐山的移民及民間信仰與宗祀姓氏源流的連結，也從未中斷，過去如此，於今猶然。如前文所述，所謂“去中化”其實與反抗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壓迫本土文化，以及228事件與白色恐怖有直接的關聯，台灣省籍人士參與政治及進入國民黨權力核心者亦屈指可數，直至蔣經國執政時期才開始培養本土人士，晚年時更多次宣示自己是“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並放棄“反攻大陸”的國策積極建設台灣，這是“台灣化”與“台灣主體”的濫殤，與台獨不可等同視之。
而在30年前民進黨開始以合法政黨身份與國民黨在體制內進行競爭後，面對國民黨挾執政龎大資源的優勢，民進黨則以凌厲靈活的文宣攻勢，結合社會運動街頭抗爭的模式，對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執政効能，以群眾路線和積極的批判攻勢，步步為營，而國民黨龎大的黨產與執政的失能，每每成為民進黨選票的“提款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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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華文化是兩岸互信的基礎
2005年4月“胡連會”後，雖然為兩岸和平發展開啟新時代，但國共和解與合作的關係，亦被形塑為“國共一體”，與中共沒有歷史仇恨包袱的民進黨，竟因與國民黨長期對立、惡鬥，轉化為“仇中”、“反中”，令人遺憾的是，由於中共對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亦深懷敵意，二者黨際之間幾無互信可言，民進黨自然成為“國共合體”聯手打擊的目標。衍伸而言，國民兩黨的惡鬥，乃至“去國民黨化”的作為，都被視為民進黨的“反中”、“仇中”，被冠上“去中國化”的大帽子。
然而，平心而論，無論國民共三黨的政治鬥爭與“去中國化”文宣操作如何演繹，不可能也不致於將根深蒂固於台灣基層社區、大街小巷，已不著痕跡、自然而然成為台灣人民群己關係、職場文化、生活方式、價值信仰的中華文化，從台灣社會移除，換言之，中華文化底藴所形塑的“台灣主體”，是有機發展的多元結構，與一元的、排他性強烈的“文化台獨”既不相容也不能被取代。
因此，吾人以為，將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卻融匯殖民時期、東西方文明與近現代思潮的台灣多元文化，窄化為“文化台獨”，不僅是言過其實，也是只從藍綠兩極惡鬥狹獈觀點，甚至是唯恐天下不亂、“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不了解台灣、欠缺同理心的偏見。
而已“三十而立”的民進黨，背負台灣多數選民的期待，更應展現一個成熟政黨的器識與執政自信，勇於走出“國共合體”與“凡兩岸交流必為統戰”的迷思，打破因反國民黨而恐中、反中的情結，重新認識崛起的中國大陸，立足台灣，不忘初心，以民為主。
此外，筆者以為，由蔡英文應依慣例自任“中華文化總會”會長，以此做為與大陸建立中華文化共識與互信的基礎，並善用台灣既有的中華文化底藴與資源，如大陸學者鐘厚濤所言，與中國大陸建構全方位文化交流的模式，從交流中相互理解、相互認識，做為化解兩岸歧見的動力與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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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兩岸關係應尊重、包容、欣賞、分享，以和為貴
平心而論，台灣民主體制下，從地方到中央的“政黨輪替”，以及“做不好就下台”已成為必然的常態。以宏觀的角度來看，民主、自由、人權也是普世價值，然而，民主也不能面面俱到，討好每個人或照顧每個民眾的利益，因此，民主制度的代議政治又是最欠缺効率的“必要之惡”，西方的民主制度也無法完全移植到亞洲國家，新加坡的“英明專制”式的民主，有其長治久安的國家治理考量，但其對儒家思想的推崇與教育，則是王道多於霸道，社會秩序與國民素養亦民主與法治並行的恩威並濟，而不偏於一方。
就中國大陸而言，以黨領政下的“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顯然與新加坡、台灣的民主制度有“和而不同”之處，所異者在於憲政體制與政治的穩定以及選舉方式、選舉層級。所同者在於儒家思想王道精神皆“以民為本”，例言之，習近平在十八大特別強調社會治理將以“脫貧”及建立小康社會為國家建設的目標，與台灣過去的社會發展、社區營造的軌跡相類同，可謂人同此心心同此哩，而“脫貧”與“小康社會”的社會建設與社區營造，不同於數大為美大興土木的大建設，其實正是民本、人本精神的具體呈現，又如“一帶一路”與亞投行的規擘，譲歐亞與國共謀共榮互利，不僅是“中國夢”的實踐，也是中華文化王道精神的體現。
就兩岸關係而言，“九二共識”之有無，為民、共之間建立互信的指標殆無疑義，但是否將民、共矛盾或冷對抗的負面效應殃及台灣人民，卻值得重新省思。吾人以為，要讓台灣人民心悅誠服的體認、了解“九二共識”核心意涵的意義和價值，兩岸未來就應多著力於基層社區的交流、交情與交心。換言之，兩岸關係不能只在政治上“高來高去”的放話或言語交鋒，台海和平紅利更不能再集中於特定政黨與財團，唯有建立“以民為主”的社區、社會基層的互信，才能架構諸如“九二共識”的政治互信，也才能真正落實心靈契合的“兩岸一家親”。
具體而言，從社區交流到傳統文化乃至教育、文學、文創產業的“文化經濟”，都是兩岸文化交流、文化融合，拉近兩岸人民心理距離的活水與不可或缺的元素。
不可否認，台商在大陸的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卻曽扮演重要角色，但曾幾何時大陸的經濟已蓬勃發展，今非昔比。無論民進黨或蔡英文喜不喜歡中國大陸，也無法對大陸綜合國力的崛起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事實視而不見，更無法否認台灣的經貿與大陸及港澳的依賴比率已高達30％ ，近十年來每年從大陸經貿的逆差平均更高達三百五十億美元 ，以對外貿易為主軸的台灣未未發展，自無法與大陸切割，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的“中國夢”也不能缺少台灣經驗的元素。
誠如習近平在“習洪會”中所言，兩岸是生命共同體，兩岸關係越是複雜嚴峻，愈是要為民謀利，未來將本著“兩岸一家親”的理念，同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由此可知，兩岸和平發展的大趨勢，不僅是現實的存在，也是未來不可違逆的大江大潮，而無論台灣的政黨輪替如何，中華文化的交流都是兩岸關係不可斷裂的臍帶，兩岸和平發展更應相向而行，以經貿為先導，文化為平台，繼續深化交流，雖有地域與城鄉之別，卻能和而不同，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包容，也欣賞彼此，共創雙贏、共同分享中華文化之美與文化交流所產生的經濟果實，使兩岸“以和為貴”、“家和萬事興”，攜手共同弘揚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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