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生活上呢，適應嗎？
安娜：我自認為是適應能力較強的人了，還是花了半個月時間調整狀態。3月到達時，正趕上博城旱季的尾巴，每天40多攝氏度的高溫。值完夜班回來睡覺，第二天是熱醒的，起來時床上還會有明顯的身體形狀的水印。
上白班時，為預防中暑，我帶了一個特大號的水杯，不停喝水。而且醫院裡沒有空調，每次手術做完，脫下手套時，裡面流出的水就像從水龍頭裡放出的一樣。
語言也是障礙，當地人說英語我聽不懂，都是大半個月後才能比較流暢地溝通。
在索馬里蘭通過蒼蠅看出病人危重程度
新京報：之後又去了哪裡？
安娜：2012年，我到了布爾奧，索馬里蘭第二大的城市。之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各去了三四次。
新京報：在索馬里蘭生活得怎樣？
安娜：蒼蠅始終伴我左右，挺感動的（笑）。這裡有超乎你想象的蒼蠅數量。這些熱帶蒼蠅飛得極慢，喜歡往人身上的敏感區域降落，還總是在覓食時淹死在滾燙的咖啡裡，特別笨。不到2分鐘，你能看見至少3只蒼蠅英勇無畏地躺在杯子裡。
從蒼蠅數量上，你還能看到這個病人的病情嚴重程度。一般而言，如果我看見一個病人身上有超過30只蒼蠅停留，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給她發病危通知了。
新京報：工作上有什麼難忘的經歷嗎？
安娜：在阿富汗，我看慣了丈夫對妻子的“無所謂”，有的孕婦在家出血一整天，也要等丈夫回家，得到允許後才能來醫院，手術也只能等男性親屬簽字後才能做。
但是，艾哈邁沙巴巴醫院的一對夫妻，讓我特別感動。那個女人被送到醫院時，抓著自己印著經文的護身符說，誰要切我的子宮，一輩子都不得好過。其實，她已經生育了五個女孩兒，終於等來第一個男孩兒時，卻發現子宮破裂，男嬰夭折。
當地醫護人員聽懂了女人的毒咒，沒人願意做這個手術。我立刻和她丈夫解釋：現在不是要不要子宮的問題，是人能不能活的問題。她老公懇求我，一定要保住大人。“我很愛她，我會守著她和女兒們過，不會再娶第二個。”我還記得他說的話，這種情況，在阿富汗是第一次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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