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染缸”形成的原因，在於中國邁入瘋狂的“資本積累”階段。一國發展經濟，由傳統農耕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必過一關：資本積累。英國以“圈地運動”實施了殘酷的資本原始積累，馬克思曾深刻分析了這一歷史過程。歐洲各國的資本積累，各有各的形式，但這一關總是要過。
中國自近代始也進入轉型探索，然戰亂頻仍，無法安身。直至1949年中共執政後才真正開始有序的大規模“資本積累”。毛澤東時代採取的“資本積累”是“自循環方式”，即以農業補貼工業，通過工業的擴大再生產，以自我擴張方式逐步完成資本積累，結果是收益增長慢，農、輕、重難以平衡有序的推進，最終陷於“短缺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國的“資本積累”，由擴大再生產循環擴展至“生產要素資本化”。由此揭開大規模的資本循環大幕。其中最為典型的“要素資本化”方式是“土地財政”。國有土地的資本化，又勢所必然的將“政府權力”捲入其中。結果可想而知，權力被資本吞噬，政治生態徹底轉為“資本生態”，腐敗如洪水猛獸般在黨、政、軍蔓延。“資本積累”這一關卡，終於使大批“見錢眼開”的官員卡在了“關前”。
從嚴治黨 走向“全面”
由上可知，毛澤東時代之所以能夠實現黨紀黨規監管下的“清廉政治”，除了從嚴治黨，還在於構建了優良的“政治生態”，而優良“政治生態”的培育，又仰賴“社會生態”的安全。當然毛澤東時代有著特殊的內外原因。今天重治黨內“政治生態”，雖已抓住“治本”之關鍵，但是，改革開放後的社會環境已由封閉走向開放，經濟活動已是社會的普遍的基本活動，資本也已將社會各類資源全面裹挾。在如此社會生態環境中，加強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亦非易事。
因此，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必須全面，所謂“全面”是指，不僅黨內政治生活要嚴格，社會生態環境也須同步治理。因為任何執政黨自身建設的目的都在完善和保持黨的領導，治理社會。中共作為長期執政的黨，更應將黨內自身建設與整個社會系統的調整融合為一。面對資本侵蝕，首先應將資本重新歸於市場，使資本擴張與循環過程僅限於規範的經濟活動範圍。資本歸於市場絕非阻礙資本運動，而是給予資本應有的廣大活動空間。屬市場的歸市場，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2013年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決議”做出的這一重大決定，早已明確曾經干預市場的另一隻手：政府之手必須退出，騰出全部市場讓“無形之手”促進“資本”充分釋放活力。這不僅對資本運動和市場化建設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而且更是在為整個社會系統的整治創設基礎條件。有了“經濟活動”的規範化，才可能培育起從嚴治黨、依法治國的優良“生態環境”。
所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既要有黨紀黨規規範管制，也要有整個社會系統的良性支撐。有鑒於此，六中全會把從嚴治黨推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環節，看似只是針對端正黨內作風而採取的措施，實質已在牽動整個社會生態系統良性運行，因為，社會是一個有機系統，黨內“政治生活”的規範化、嚴格化，也會帶動著整個社會系統的制度化、規範化。從這個意義看，一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大劇正在開啟。
當中國邁入“世界經濟核心圈”後，需要一場真正的深刻的自我提升式變革，以應對日益複雜的世界格局演變。2016年世界已進入了“黑天鵝湖”，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意想不到的“黑天鵝”一次一次飛起絕非偶然。英美兩個“日不落國家”的非常之舉，以及突然轉身，證明世界已經在“變”。能否適應這場世界大格局之“變”，考驗著中國的定力和能力。
六中全會，在國際國內戰略格局悄然變化的敏感時刻，為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先期完成了一次壯麗的轉身，開了“新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