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2月30日電／2016年年初，我收到了美國朋友寄給我的Google Cardboard。那是一款結構簡單、造價低廉的VR頭顯。戴上了這個看上去略顯粗糙的小家夥，我獲得了自己有生以來的第一次虛擬現實（virtual reality）體驗：浸入式地觀看了《紐約時報》於其網站和手機應用上推出的第一條VR新聞《流離失所》（The Displaced）。這條新聞給我留下的最直觀的感覺就是眩暈，其次則是迷惑，後來，各種負面的情緒漸漸退去，我才感到興奮。我清晰地意識到，2016年對全球文化的發展將是至關重要的一年，這個名叫“虛擬現實”的東西則會扮演獨領風騷的角色。
如今已是2016年年底，儘管VR頭顯的眩暈及高價問題始終未能得到徹底解決，且相當數量的中國人或許根本沒有摸清這個“虛擬”出來的“現實”究竟是什麼東西，但這一切無礙於全國VR硬件市場規模在一年中以幾何級速度躥升至逾20億元，涉足VR技術的創業公司及相關領域公司則達數百家。包括高盛、TalkingData在內的知名咨詢機構均高調而樂觀地宣稱：未來是屬於虛擬現實的。
在當下的中國，作為產業和技術的虛擬現實仍面臨著諸多發展困境。但對於文化的觀察者來說，搞清楚“虛擬”出來的現實和本意的“現實”之間究竟關係如何，恐怕已成為當務之急。正如《紐約時報》VR項目的負責人Jake Silverstein所強調的“虛擬現實讓記者掙扎於新聞是什麼的問題，而不僅僅是如何做新聞的問題”，對於所有對虛擬現實技術有濃厚興趣並堅信其將改變社會文化生態的人而言，這場以“虛擬”為名並致力於為“虛擬”正名的認知革命，對人們與外部世界之間關係的影響，或許與電報、電視和互聯網曾經帶來的文化地震都不相同——它正在改變界定人類文化價值與形態更本質的東西。
虛擬現實對於新聞業的“進攻”是直到2015年才有的事。在此之前，這種技術已在遊戲、培訓、會展等領域得到了廣泛運用。不過，是“虛擬現實新聞”的出現才讓人們陡然意識到問題所在：因為新聞所應承載的東西只能是現實，若這一現實是被“虛擬”出來的，那麼新聞還是新聞嗎？比虛擬現實新聞更令人瞠目結舌的，則是借助虛擬現實技術實現的“真實的”物理接觸。一家位於日本的虛擬現實企業甚至於今年4月研發出了一套能夠令使用者得到性體驗的穿戴裝備。有人預測2020年人類社會將可以在技術上完全實現消弭一切身體接觸。我想這或許就是那只簡陋的Google Cardboard最初帶給我眩暈和迷惑感的原因。它有能力改變我們已經擁有或正在經歷的太多東西，而我們甚至沒有為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的時間。
對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來說，2016年都是相當魔幻的一年，方興未艾的虛擬現實技術毋寧說是對這種魔幻感的預告。耐人尋味的是，中國人在這種本應令人措手不及的技術與文化變動中，似乎顯得格外興奮。某知名市場研究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不但2016年全球在虛擬現實領域的總投資中有超過一半來自中國，而且中國人對虛擬現實技術及設備的興趣也遠遠超過了西方人。這樣的現象可以用“中國人對新技術更為熱衷”這樣簡單的邏輯來解釋嗎？如果不是，是不是還有其他的解釋？
作為一個過去一年中在歐洲生活了大半年、在中國生活了小半年的中國人，我的體驗是：中國人似乎更容易適應原有邏輯被破壞掉的新生活方式，也似乎更容易義無反顧、毫無惋惜地與原有的生活方式決裂。這仿佛是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兩種趨勢相互博弈的情境下，中國獨有的一種文化心態。所以，就如虛擬現實技術“虛擬”出來的那個“現實”一樣，虛擬現實給人的心態帶來的衝擊，也成了一種被塑造和建構出來的幻象。坦率地說，任何一種技術的狂飈突進，在人類歷史長河中都不能算新鮮事，但面對那些或許將改寫生命與生活的本質的東西，人類一味以審美的方式去享受其帶來的眩暈感和魔幻感，這恐怕是比技術本身更令人驚懼的現象吧。
（來源：中國青年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