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們認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成功借勢新媒體成為“網紅”也不是偶然現象，這其中包含著製作方對內容全面的評估、對創作真誠的態度。
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工匠精神不僅存在於故宮的文物修繕過程中，也存在於紀錄片的創作中。正是因為這樣的精神，打動了互聯網上的觀眾，引發了輿論的關注。紀錄片創作者王冰笛認為：“只有好的內容，才會在互聯網平台進行很好的二次傳播。”
早在2010年，《我在故宮修文物》主創團隊就已開始關注這一隱於宮牆內且身懷絕技的匠人群體，10萬字的田野調查報告，4個月集中拍攝，100小時素材，7個月重新剪輯推出電影版，這些數字的背後，是中國紀錄片人的“匠心”。“能夠把片子拍得如此從容，因為影片主創與文物修復師們是一樣的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說。也正是這樣的精神、這樣的生命質感，深深打動了互聯網和院線的觀眾，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
好的故事、高質量的影片，為《我在故宮修文物》在新媒體平台崛起打下了基礎。蕭寒認為：“相較於其他類型影片而言，紀錄片的創作靠的就是情懷。這部影片中感動觀眾的就是真實樸素的情懷。”
“互聯網＋紀錄片”大有可為
2016年，是新媒體紀錄片播出的井噴之年。“互聯網＋”模式下，紀實影像的全網點擊量已達49.4億次。在相關利好政策的推動下，各大視頻網站開始發力，緊抓新的發展機遇，開發優質便捷的紀錄片平台。觀看量過億的紀錄片項目批量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新媒體紀錄片越來越多，新媒體已成為紀錄片不可或缺的傳播平台。
中國傳媒大學中國紀錄片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寧認為：“新媒體環境也為紀錄片發展帶來了足夠多的機遇，網絡視頻的發展為紀錄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它以多種方式為紀錄片做支撐，通過互聯網營銷、互動營銷等手段不斷創新紀錄片的傳播形式，讓更多的用戶更頻繁地接觸紀錄片。”
去年，樂視推出的《傳家》系列紀錄片大受好評，在央視紀錄頻道等電視平台播放後，逐漸成為微信等社交媒體的新寵，同時還催生了一批以生產與傳播微紀錄片為主的微信公眾號。這些借助於微信公眾平台到達觀眾的微紀錄片以短小精悍來適應當下碎片化傳播的傳媒生態，甚至和電商合作，找到了與商業對接直接變現贏利的入口。“新媒體已成為紀錄片繁榮發展與市場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新勢力。”李寧說。
（來源：光明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