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兩岸關係的發展更多受到民意和輿論的影響。他指出，輿論並不完全是民意的反應，其中也有角力、鬥爭的因素。
第三，大陸方面的對台工作與維護戰略機遇期責任之間的關係。他表示，2016年以來，儘管對台工作中確實受到戰略機遇期要求的約束，但與此同時，對台工作也受到了多年來維護戰略機遇期所獲得成果的更大支持。他個人提出“對台工作服務大局，大局又反哺對台工作”的觀點供在座學者思考。
第四，對台研究界對台灣問題所出現的新的樣式、新的表現、新的矛盾和新的發展的認識。他指出，今年有一連串“想不到”的事件，因而他認為，個人認知、單一學科和歷史經驗總結都存在局限，應該善於總結認識新的經驗，善於突破既有學科的局限。他認為，就對台研究而言，未來對台灣當局的抗拒兩岸關係發展的頑固性要充分估計，要避免判斷台灣社會情況簡單化，也要避免輕視大陸自身的實力。
仇開明最後指出，對台研究界在新一年要充分估計變量，一方面要加強對大政方針的理解，尤其要理解“兩個一百年”的高度與深遠設想，另一方面對台研究要加強戰略定力，不因一時的變化和問題所惑，維護對台政策立場的權威性，重視對台工作話語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