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蔡英文告示以出訪南美“邦交國”的名義過境美國之時，非洲的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國突然宣佈與台灣斷交。這無疑是對民意低下的蔡政府的意外打擊。從綠營的反應看，一是對這些小國不屑一顧，認為丟了無所謂；二是再度祭出“悲情牌”和“民粹牌”，指責“中共打壓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挑動兩岸之間的敵意與對抗。台灣的民調照例顯示，民眾對大陸的不滿有所增加。蔡英文也在年終記者會上宣稱，北京“正一步步地退回對台灣分化、打壓，甚至威脅、恫嚇的老路”，將兩岸關係大幅倒退、僵持對抗的責任推到大陸身上。
應該看到，由於島內綠營堅持台獨分裂的主張，其與大陸的矛盾屬於最高級別的主權之爭，這就注定了這種矛盾的不可妥協性與零和式鬥爭的性質。它與傳統國民黨與大陸的主權代表權之爭的矛盾性質明顯不同；唯一相同的，是無論綠營還是傳統國民黨人對於保持兩岸關係敵對狀態的堅持。這也是台灣著名學者張亞中對於國民黨馬英九過往執政八年的深刻反省與批判所指出的：“‚只經不政‛讓兩岸無法透過政治對話，結束迄今仍然存在的政治分歧與敵對狀態，這也使得‚維持現狀‛成為‚維持敵意現狀‛同義詞。八年執政既沒有為兩岸創造和平，也沒有建立長治久安的和平制度，不僅錯失了歷史給他的八年黃金機會，也耽誤了八年兩岸的和平機遇。”
台灣學者的反思很深刻，一語道出了橫亙在兩岸關係上最大的障礙所在——由於沒有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兩岸的政治基礎很不穩固，未能建基於深層的結構中，現有的經貿關係和交流交往建立在淺表的沙層上，政治上稍有風吹草動，經貿和交流的大廈就會坍塌，淪為政治的犧牲品。
政治學家認為，戰爭是敵意的顯性表現形式。而敵意是逐漸累積而成的，戰爭就是這種累積結果的終極爆發。一般而言，非結構性的敵意大都可以通過經濟、文化和各種交流交往以及談判的方式得到消解和緩和、逐步降低，從而避免因積累而導致最壞的結果，但惟有結構性敵對狀態難以消解。
所謂結構性敵對狀態指的是由於制度性因素造成的敵對狀態。這在兩岸關係上最為明顯，由於兩岸遲遲未能簽署和平協議、結束敵對狀態，致使兩岸關係處於一種不穩定結構的“假性和平”狀態中：儘管兩岸的最高領導人和主管機構負責人曾經會唔商談，但兩岸之間並無達成政治性協議，以制度化形式消除敵對狀態。台灣軍方和情治機構依然視大陸為最大的敵人，台灣的戰機、雷達、軍艦均與美日實行情報分享，甚至敵我識別系統也完全聯為一體；政府部門和媒體也普遍認為大陸是對手，敵我意識清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