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轉變理念，從制度上確保智庫有效融入公共政策體制機制中。現代公共政策科學化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謀”與“斷”分離，也即咨詢研究與決策行動的專業分工。智庫專職於咨詢研究，政府則專心於決策行動，智庫以咨詢的科學性保證政府決策的科學性，兩者有機互動，但又不可混為一談。因而，智庫的發展需要破除政府包辦咨詢與決策的全能思維，轉而確立“謀”、“斷”分離的科學決策的理念，從思想上接受並發揮智庫作為政府外腦所發揮的咨詢參謀功能。同時，應構建“咨詢先行”的公共決策法定程序。當前，我國應在完善重大行政決策專家咨詢論證制度的基礎上，擴大專家咨詢的決策範圍，同時嚴格專家參與的程序規定，避免將決策咨詢變味為“奉命論證”，最終從制度上保障智庫作用的充分發揮。
第二，促進權力體制機制的公開化、透明化，為智庫研究創設信息條件，尤其是完善並有效貫徹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智庫從事政策分析活動所需的信息，首先要盡可能全面，其次是要盡可能準確可靠。我國政府信息公開的廣度和深度都已有了顯著改進，然而，現實中還存在一些地方和部門選擇性公開、形式化公開等問題，導致公開的信息全面性、準確性、實用性不足，從而影響了我國智庫研究的科學性。因而，今後應加大政府信息公開制度的細化措施、監督約束機制等方面的完善力度。
第三，適當放鬆智庫思想市場准入限制，並通過一系列財稅政策培育市場。目前，我國智庫普遍採取登記管理制度，嚴苛的登記註冊已嚴重限制我國智庫的發展，導致官辦智庫與民間智庫比例懸殊、市場主體結構單一等諸多問題。因此，基於我國智庫發展的現實狀況，借鑒智庫的國際經驗，當前有必要簡化智庫登記註冊的手續、降低門檻，讓更多的社會主體更便捷地參與進來，從而豐富我國智庫思想市場。同時，對智庫組織實施稅收和財政方面的優惠是各國普遍做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智庫的吸引力。
第四，完善法律制度，依法規制智庫思想市場。智庫思想市場同一般產品市場一樣，都有市場失靈的風險。因此，為確保智庫思想市場的健康、有序發展，有必要對智庫思想市場進行適當規制。一方面，完善智庫相關法律制度，將智庫納入國家法律的制度體系並對其行為進行有效地規範管理。另一方面，由於智庫成員本能上也具有“經濟人”動機，其咨詢研究存在出於自身利益需要而非服務公益的風險，因此，還有必要建立健全智庫專家的咨詢論證責任機制，對於咨詢研究違反法律規定、導致決策失誤並造成危害性社會後果的智庫及其專家，應依法追究其責任，從而規避和減少智庫咨詢的功利化和隨意性。
（來源：大眾日報；作者唐慶鵬；南京師範大學國家治理與政府創新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