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來，用什麼樣的新的政治文件指導兩國關係，在雙方高層和戰略學界頭腦中一直是個若隱若現的問題。2011年1月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曾在《紐約時報》發文主張中美締結一份新的歷史性的聯合公報。後來，李侃如、基辛格、蘭普頓等不同代次的知名人士均曾表達過相近的願望，中國國內專家學者逢重要高訪也時常發出類似聲音。
霍普金斯大學教授蘭普頓2015年5月6日在世界中國學論壇會議上演講時建議，中美應發表“第四個聯合公報”“闡明一、兩個主要觀點”，規劃一種遠見：第一，世界已經改變、權力分布已經改變，均勢和穩定是我們共同的目標，而讓任何一個國家來主導都不足以達到均勢的穩定；第二，兩國將會通力合作，並與別國合作，共同建立和調整當前的經濟和安全機制，以反映新的現狀。
不過，更多人並不認為第四個聯合公報有多大可能性。長期以來，對於已有的三個聯合公報，中方強調的次數和程度要比美方多得多，在理解上也比美方廣義得多。在美方內部看來，三個聯合公報是形成在冷戰結束前的遙遠過去的“過時貨”，它們並不具備足夠的法律約束力，即便有那麼一些法律約束力也不能凌駕於美國的國內法之上，因而不應成為約束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勞永逸的“枷鎖”。美國政府同時更沒有興趣為自己敲造一個新的“枷鎖”。
如有第四份中美聯合公報，它必須面對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是如何在兩國之間達成共識，重申、延續已有三份聯合公報至今仍然具有意義的精髓部分，特別是在台灣問題上。而這一旦以第四份聯合公報為殼重新談判，無異於在中美之間引爆一顆埋藏已久的政治上的定時炸彈。要麼，雙方就得巧妙繞開這個難題，把第四份公報的焦點聚集在那些兩國能夠達成共識的問題上。然而，台灣問題恐怕無法繞開。如果有第四個公報的話，台灣問題仍將是核心。
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雙方在社會上尚未形成有利於推出第四份中美聯合公報的共識基礎和創意氛圍，這種創意必須超越雙邊關係的固化思維，為之樹立一個全球視野。再怎麼說，聯合公報都只不過是個形式和載體，關鍵是兩國領導人是否清楚中美關係內核正在發生變化，並能夠從中獲得足夠的想像力，為中美關係的新階段確立理應屬於它的“時間價值”。即便沒有第四份聯合公報這個外在形式，中美高層也很有必要通過彼此之間的戰略和政策協調向國際社會作出“再保證”。
當年《上海公報》的發起人和談判者之一亨利·基辛格博士在回顧談判經歷時說，“蘇聯的威脅為中美修好提供了推動力，但兩國面臨的更大挑戰在於，必須建立起幾十年合作的信念”；“美中修好的好處並不是永恒的友誼或互相融洽的價值觀，而是重新達成全球力量平衡。”
《上海公報》簽署45年後，中美關係已成長為世界上最重要、最複雜同時風險指數較高的一組關係。前所未有地，中美雙方均以強勢姿態面對對方，軍事安全因素對兩國關係的塑造作用直接而強烈，加上網絡、外空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較量，兩國關係站在新的十字路口。今後中美關係面臨的一大挑戰將是，缺少了共同戰略目標，利益交融再深厚也無法絕對確保兩國不起衝突。在這樣的情況下，紀念《上海公報》尤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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