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無辜的市民就這樣被當局的公職人員莫名其妙地打死了。這就等於在乾燥的原野上丟下了一個火種。本來就群情激昂的民眾，於是被徹底激怒了。他們放火燒毀了查緝人員的卡車，然後湧向了警察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凶手並當街槍斃。警察局和憲兵隊的負責人承諾將凶手逮捕後交給法院訊辦，但憤怒的民眾已經無法冷靜。你也無法讓一群沒有統一組織的憤怒的人們恢復理性和冷靜。就如塔西佗所揭示的，此時無論官方說什麼，他們都根本不信。事已至此，你甚至在他們中間找不到一個可以對話和談判的代表。即使他們推出一個或幾個代表，結果這些代表也未必能夠駕馭得了這些事態和民眾。廣場事件歷來表明，誰的嗓門大，誰更極端，誰就能得到更多的呐喊和掌聲。看熱鬧的從來不怕事大。而廣場事件在興起之初，事件的參與者往往就是這種本來是看熱鬧的圍觀的群眾。他們並不清楚也不理會事情的來龍去脈，甚至也並不真正關心事情如何解決。他們在意的只是他們抗議的對象。他們終於逮到一個可以發洩平時積壓的不滿和憤怒的機會。至於別有用心的人，則更是趁機推波助瀾，樂見事態失控。此時，假如政府方面反應不快，處置不當，措施不力，事態就很有可能失去控制而成星火燎原之勢。台灣“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能夠發生，部分原因就是當局麻痹大意，沒有在第一時間作出恰當有力的處置，而致使事態不斷發酵、升級、蔓延，很快形成不同階層群眾都被捲入的社會事件。
歷史往往帶有很多的偶然性。即使是那些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最初往往也都是在沒有預謀和策劃的情況下偶然發生的。沒有導演，沒有劇本，一場規模宏大的歷史活劇往往就這樣被一些平凡的小人物意外地拉開了序幕。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是一名沒有得到長官命令，擅自扣動板機的英軍士兵。打響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第一槍的，是一名與查鋪的排長發生爭執的清軍士兵。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是塞爾維亞的一位愛國主義青年。2011年中東爆發的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是由突尼斯一名遭到警察粗暴對待的街頭小販自焚引發的。君不見，導致七十年前全台灣死傷一千多人的“二二八”事件，最初也是由那麼幾個無知又無畏的基層緝私人員執法過當引起的。可見，歷史一再表明，只要社會氣候適合，任何一點星星之火，頃刻間，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勢。而那點星星之火，生活中總歸是難以完全避免的。
政策和策略是為政者的生命
“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是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其實，無論是政黨還是政府，政策和策略都是其爭取群眾的旗幟，都是其政治生命的力量之源。好的政策能夠讓為政者得到群眾。反之，不好的政策則讓為政者失去群眾，並把群眾推向對立面。“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固然有著很多錯綜複雜的內在因素，但是，當時的為政者錯誤的治台政策和策略是造成社會危機產生，並促使事件爆發的主要根源。
1895年甲午戰爭中戰敗的清政府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使得台灣遭受日本的殖民統治長達五十年，也使得台灣與大陸之間的命運聯繫隔絕了五十年。五十年後，不僅兩岸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形式有所差異，甚至於受教育的語言和國家認同其實都已有所差異。1945年國民政府光復台灣，如果充分地汲取歷史的智慧，在台灣實行一系列有利於台灣人心回歸的富有遠見和明智的政策，也許就不會爆發“二二八”事件，至少不會發生那種全社會參與的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事件。這些政策應該體現，政治上的平等和民主，經濟上的寬鬆和自由，民生上的關懷和體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