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2日電／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以下簡稱“TPP”）自談判起始就在多國招致存廢爭議。經過5年多的談判，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12個國家於2015年10月達成一致，並於2016年2月簽署了該協定。此後，雖然日本政府內閣會議於2017年1月20日批准TPP，成為12個簽署國中首個完成TPP國內批准程序的國家。然而，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卻於隨後的1月23日簽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TPP。TPP存廢的背後反映了美日兩國怎樣的政策考量和國內狀況？圍繞TPP的種種爭論究竟是理性而為，還是政治說辭？
TPP為何在日存在美廢？
在美國，決定TPP命運的是黨派政治、利益集團和選舉政治。美國的貿易政治中大致存在兩大陣營：民主黨、工會以及環保組織對自由貿易持批評態度，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生效以來堅持要求在FTA談判中加入勞工和環保標準；共和黨和跨國公司則支持貿易自由化，要求在貿易協定中增加有關知識產權保護、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保護、國有企業管制等方面的條款。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TPP問題上一直行事低調。2009年一上台，奧巴馬就提出無限期延遲原定於3月舉行的TPP談判，原因是民主黨國會議員反對。直到2014年11月美國中期選舉，共和黨在參眾兩院獲勝，奧巴馬才憑借共和黨的支持，開始加速推進TPP談判。2015年10月，TPP達成協議。然而，進入2016總統選舉年後，TPP面臨的形勢急轉直下。在初選階段，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和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都曾激烈批評TPP，導致選民中反自由貿易的情緒迅速高漲，就連曾作為國務卿推動過TPP的另一位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也不得不轉向反對。儘管奧巴馬反覆強調所謂戰略上的邏輯，把TPP描繪成“與中國的競爭”，試圖給國會議員支持TPP提供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最終仍是於事無補。可以說，是美國的選舉政治給了TPP致命一擊。
在日本，TPP政策是圍繞首相官邸和中央省廳展開的，隨著近年來官邸主導體制的強化，首相在與官僚、議員和利益團體的博弈中占據優勢地位，使TPP最終得以通過。
總的來說，強調TPP在戰略和經濟上的價值很難在地方政治中產生說服力，卻有助於在權力精英中凝聚共識，這是TPP在美國和日本命運迥異的重要原因。
TPP存廢帶來哪些啟示？
TPP的由興轉衰、由存轉廢表明，“第二次全球化”不僅沒有帶來全球貿易體制的升級，反而激起了保護主義的反彈。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反思。
從TPP的興衰存廢中，可以初步得出以下教訓：
一、美國和日本都明知TPP不會給自身帶來太多經濟上的好處，卻仍然一味地將其作為貿易政策的重心和外交戰略的支柱，這背後除了國內利益集團的推動之外，主要是因為兩國都把TPP作為制衡中國的戰略工具，或者說把中國作為TPP的台下隱形主角。這種把經濟邏輯和戰略邏輯混為一談的做法，雖然在政治精英中頗為流行，但這既不符合當今世界的客觀現實，也難以獲得普通民眾的理解和支持。
二、TPP在美國遭敗，表面看是美國人中蔓延的對全球化的不安和擔憂，特別是貿易和外包導致的失業以及工資增長停滯甚至下降，但其實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貿易本身，而在於美國社會不平等的加劇；特別是製造業崗位的大幅減少，意味著藍領階層的美國人借以上升為中產階級的階梯斷裂了。
三、日本將自己的貿易政策與美國捆綁在一起，卻未料及TPP會因為美國國內政治的劇變而功敗垂成。這不能不說是日本在戰略上的一次重大誤判。日本背棄了以東亞為基礎的地區經濟一體化政策，轉而投入美國的懷抱，本意是想借美國之力重歸其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但是，不包括中、韓及過半數東盟國家參與其內的TPP，不僅與日本企業海外供應鏈的實際分布情況不符，而且勢必會導致地區治理體系的分裂，這種與客觀實際情況嚴重脫節的戰略最終必將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
全球化縮小了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卻擴大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TPP專注於前者，卻忽視了後者。它在國際上激起了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競爭，在國內加深了廣大民眾及社會各界對不平等擴大的擔憂。可以說，美日聯手推動TPP不僅不可能彌合全球化在國際和國內層面產生的差距與裂痕，反而給全球治理和國內治理增添了諸多新的不測與風險。因此，從根本上說，TPP是資本推動下的產物，但資本只看重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利益，卻忽視其包含的社會政治風險。這樣的政策在國內將一部分人、在國際上將一部分國家人為地排除在受益範圍之外，這就必然造成國內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無序化、碎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包括美日在內的各國政府，都應該把注意力轉向全球化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的某些不利甚或暫時的失敗，而不是去搶奪所謂的當今世界秩序領導權……
誰能在開放市場的同時維護國際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誰就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真正勝出並笑到最後。
（來源：新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