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8日電／日前，日本一批大企業宣布了新財政年度基本工資漲幅，多數為4年來最低。路透社算了一筆賬：按豐田公司一名中級技術人員月薪36萬日元計算，今年漲薪幅度為0.36%，這每月多拿到手的近1300日元僅夠在豐田總部附近的名古屋市買一碗當地特產：豬排飯。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推行他的經濟刺激計劃已3年有餘，帶來的“福利”居然是每月多吃一碗豬排飯，還有比這更令“安倍經濟學”蒙羞的嗎？答案是，有的。
豬排飯：吃出經濟政策的尷尬
一碗豬排飯，背後反映的是安倍經濟政策收效之艱難，以及企業對經濟前景的擔憂。
此次日企公布工資漲幅，是一年一度“春鬥”的結果。所謂“春鬥”，是指日本每年4月新財年開始前，企業勞資雙方舉行新財年雇員薪酬談判。在“安倍經濟學”啟動、鼓勵漲薪水促消費之後，“春鬥”的官方色彩更加濃厚，安倍領頭的“要加薪”也被冠以“官制春鬥”的稱號。
“官制春鬥”戰績如何？《金融時報》這麼寫道，“日本的大公司加薪幅度比去年更小，凸顯了該國分裂的勞動力市場，並打擊了“安倍經濟學”目標。安倍呼籲企業薪資漲幅至少與2016年持平。但他似乎很失望。”
再來看數字：作為日本汽車行業龍頭，豐田汽車公司雇員月基本工資漲幅為1300日元，比去年少200日元。日產汽車公司漲薪1500日元，幅度只及去年的一半。機電行業中5家大型企業鬆下、日本電氣、富士通、日立和三菱電機的漲幅為1000日元，均比去年少500日元。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吳寄南表示，日本的大企業其實並非沒錢加工資。得益於日本匯率持續走低、商品出口競爭力增強、股市上漲以及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指標的上升，大企業經營狀況好轉，手裡大約握有200萬億日元巨款。但這些錢既沒有被用作擴大再生產，也沒被用於投資或分配給員工，原因在於企業認為經濟形勢不明朗，對此缺乏信心。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陳子雷表示，企業加薪幅度低反映出，它們對日本今年實現通脹目標感到更加渺茫，對經營收益增加的預期不樂觀。日本經濟走勢將更顯嚴峻，民眾生活負擔料將不斷增加。雖然去年得益於日元貶值、股市上漲以及美國經濟的復甦預期，日本經濟略有起色，但今年保持這一勢頭存在難度，取決於美國經濟回暖程度以及日本對華出口情況。貨幣政策方面，美國對日本寬鬆政策施加壓力；財政政策方面，由於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高，不可能大規模推行刺激政策。總之，基於宏觀經濟基本面、企業自身收益預期以及對安倍經濟政策實施效果的擔憂，企業做出了它們的判斷。
世界銀行近日也發布預測，認為“安倍經濟學”正面臨拐點，迫切需要改良。貨幣政策方面，自2013年開始實施的超級寬鬆貨幣政策效應已開始遞減。日元避險貨幣屬性再次顯現，去年大部分時間被動升值，將“安倍經濟學”最大成果消耗大半。財政政策方面，安倍推出了總額2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給日本高築的債台再添新磚。但相比上述“兩箭”，結構性改革的“第三支箭”才是最難啃的骨頭。舉例來講，勞動生產率較低的服務業是日本勞動人口唯一增長的產業，但恰恰是對外開放限制最嚴格的領域。
色拉油拌飯：品兩極分化的苦澀
如果說，豬排飯吃出的是安倍經濟政策“面臨熄火”的尷尬，那麼一碗色拉油拌飯則令人體味到社會兩極分化的苦果。
日本《朝日新聞》曾報道，一位家住長野縣的30歲單身母親，獨自帶著兩個不滿10歲的女兒生活。她們每月靠最多15萬日元的收入生活，付不起電費和藥費，色拉油拌飯就是全家的美味。
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小鹽隆士研究發現，在實施“安倍經濟學”的2013年至2015年間，支撐個人消費的中間層減少，兩極分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原因在於貨幣寬鬆帶來的股價上揚收益偏向富裕階層，同時薪金增長卻沒有惠及更廣泛人群。
此外，日本就業環境惡化也是造成日本家庭和兒童貧困率上升的罪魁禍首。由於非正規就業增多，工資收入難以養家糊口的家庭也在增多。小鹽隆士指出，企業用工增加以低收入非正式員工為主，企業業績改善後，收入越高的人自然獲益越大，“同工不同酬”的方式無形中又拉大了貧富差距。
吳寄南表示，除了造成貧富差距外，“安倍經濟學”還導致了另兩種分化，即東京與地方自治體的分化，以及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分化。這也是在野黨經常詬病安倍的一點——盤踞在東京的大企業家們得利後，並未把好處擴展到整個日本。就像日本共同社指出的，“安倍經濟學”的目標是讓大企業和富裕階層率先得益，隨後惠及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人群。但在“安倍經濟學”實施期間，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僅為0.7%，讓人看不到減小貧富差距的希望。
方便面：泡出經濟預期的悲觀
有一樣東西倒是在安倍就任首相後以最快幅度發展，那就是方便面的消費。去年第一季度，日本民眾購買方便面的月均支出增幅達26.1%，為連續第四個季度兩位數增長。但這真的是好消息嗎？
在廉價食品旺銷的同時，日本人對其他商品的消費卻在減少，比如教育、娛樂、交通。路透社評論，廉價的方便面持續熱銷，顯示日本民眾對走出通縮的信心已經所剩無幾，消費回升乏力的主要原因是民眾收入低。
吳寄南認為，老百姓悲觀的預期來源於兩個方面。從日本內部來看，存在一些結構性制約經濟發展的因素，包括人口老齡化、社保不特別發達等，即便央行實行負利率政策，商業銀行利率空前壓低，錢還是貸不出去，民眾消費意願持續低迷。這對主要依靠個人消費拉動GDP的日本而言殺傷力巨大。
從外部來看，由於需求降低，日本產品對歐美出口減速。中日關係下行也令日本失去一個巨大市場，重挫日本出口。
凡此種種，都讓人懷疑，“安倍經濟學”是否真的到了窮途末路。如果2019年日本消費稅再次提高，日本經濟處境可能更為堪憂。
（來源：解放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