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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澤諭吉實際上被視為“日本的國父”。 |
中評社北京3月29日電(評論員 陳鴻斌)由於歷屆日本政府選擇性地忽略歷史教育，所以大多數日本人對近代史所知甚少，但有一個近代史上的名人可說是家喻戶曉，這就是福澤諭吉，因為他是1萬日元紙幣上的人物。1984年日本銀行發行的1萬日元紙幣人物就是他，2004年日本銀行推出新版紙幣，5000日元和1000日元紙幣上的人物均更換了，唯有1萬日元紙幣仍舊是福澤諭吉，因為福澤諭吉實際上被視為“日本的國父”，其地位之崇高無人堪與媲美。
此前日本紙幣人物基本上都是政治家，例如1963年版的1000日元就是明治時期的著名首相伊藤博文。由於進入上世紀下半葉後很多國家的紙幣人物多為著名文化界人士，所以日本也予以跟進，以文化名人取代政治家印上紙幣。福澤諭吉得以入選，因為他不僅是著名啟蒙思想家，還是一位教育家，先後創辦了慶應大學、專修大學和一橋大學，為普及教育居功至偉，因此他被視為“近代日本教育之父”。另外，他在19世紀末曾先後3次受明治政府派遣，前往歐美考察，為日本打造現代社會體制竭盡全力。其考察歐洲的成果，便是推動日本成立保險業和中央銀行，另外他還開了在其主辦的報紙上刊登天氣預報的先河，先後創辦了商法講習所和傳染病研究所，其對日本的貢獻確實是多方面的。
100多年來，福澤諭吉在日本一直被定位於“啟蒙思想家”，是在日本推進民主的先驅者，是明治時期的偉人。岩波書店出版的《福澤諭吉全集》共21卷，堪稱洋洋大觀，著作等身。以至時至今日，擁有550名會員（截至2011年）的“福澤諭吉協會”活動仍很頻繁，該會經常舉辦各類研討會、演講會、讀書會和參訪活動，向社會各界介紹其研究成果及全國的相關研究動向。協會還出版發行兩份刊物，發表對福澤諭吉的研究成果。如今日本每年出版的新書中，關於福澤諭吉的就多達數百種之多。這位100多年前的熱門人物，可說是至今仍熱度不減。在大阪其出生地門前的紀念碑，儼然成為一大景點，不時會有遊客前往瞻仰。而他在1歲多以後隨母親遷居的大分縣中津市故居旁，一座紀念館相當具有規模，每天遊客絡繹不絕。1991年，東映公司還攝制了長達兩小時以上的福澤諭吉傳記片並在全國各地公映。
但福澤諭吉到底是怎樣一位“啟蒙思想界”呢？我們不妨看看他在其著作中的相關表述。在其代表作《勸學》這一“名篇”中，他一再強調不可“不知天高地厚”，也就是教諭人們不可逾越自己的本分。福澤諭吉確實在重視教育上是身體力行的，但他對那些沒接受過教育的人們是怎麼看的呢？他直陳這些都是“無知文盲之愚民”，因此必須竭盡全力予以威嚇。僅從此語便不難窺視福澤諭吉並非是什麼“民主先驅”，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獨裁鼓吹者。
毫無疑問，福澤諭吉確實在發展教育上貢獻不少，但他發展教育的指導思想又是什麼呢？原來是為了更有利於統治者推行其統治。因為在一個充滿文盲的國家，政府是很難做到有效治理的。教育發展以後，國民才會具有報國的理念。
1882年，福澤諭吉創辦了《時事新報》，在當時只有各政黨機關報的背景下，該報表明其不屬於任何黨派，完全是獨立辦報，這在當時確實顯得有點非同尋常。但福澤諭吉卻如此表白其辦報的初衷：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國權擴張”，也及將日本的權力擴展到其鄰國去，這是在赤裸裸地鼓吹侵略。其實，福澤諭吉很早就直白地表明，他的最大願望就是讓日本成為“兵力強盛、經濟發達之國家”。明治維新後，日本崛起為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躋身於發達國家之列，對此福澤諭吉便不失時機地提出了“脫亞”論，還為此於1885年專門出了《脫亞論》一書，僅僅兩年後該論便演化為“脫亞入歐”，這一理論很長時期對日本的決策層和思想界有很大影響。
事實上，福澤諭吉是第一個日本軍國主義理論家，為推動日本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發揮了巨大作用，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和思想準備。僅就中國而言，在近20年時間中，他先後寫下了40多篇公然鼓吹侵略中國的文章，將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進程與侵略中國密切聯繫起來，赤裸裸地鼓吹弱肉強食。他提出的“侵占朝鮮、吞並台灣、占領中國東三省”這一“三步走”方案，其後完全為日本政府所采納並相繼得以實現。他甚至直接參與了策劃朝鮮的宮廷政變，其後他又公然支持、積極鼓動明治政府發動甲午戰爭。當日軍戰勝清軍之際，他居然喜極而泣，並力主日本應趁此千載難逢之機遇，迫使清政府割讓台灣。他認為這場戰爭拉開了“日本外交”的序幕，極力為那場戰爭搖旗呐喊。
通過其一系列學說，福澤諭吉使皇國思想和天皇制不可動搖的理念深深滲透於日本社會，並由此在日本社會形成了蔑視朝鮮人（如今包括韓國人）和中國人的風氣。直到現在，日本國內還有蔑視亞洲的社會風氣，例如經濟學家長穀川慶太郎就曾猖狂叫囂：“亞洲都是垃圾！”這顯然是受到福澤諭吉思想的流毒影響。
明明是一個公開宣揚軍國主義思想的狂熱分子，日本卻始終將其作為“啟蒙思想家”呢？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政治學家丸山真男掩蓋了其真面目。作為戰後日本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丸山實際上是刻意“誤讀”了福澤諭吉。丸山對福澤諭吉思想的闡述，都經過認真的遴選。例如丸山不斷闡述福澤諭吉有關“公民的自由”相關論述，實際上福澤諭吉的著述中從未出現這一表述。而諸如“人民是政府的牛馬”這類福澤諭吉的表述，丸山根本就只字不提。而日本人以為丸山是權威，根本不去閱讀福澤諭吉的原著，卻對丸山所言深信不疑。其實，只要打開福澤諭吉的著作，哪怕僅瀏覽一下目錄，從白紙黑字中也不難一眼看出其鼓吹對外侵略的思想脈絡。
丸山真男是戰後日本著名政治學家、思想史專家，堪稱日本政治學界的一代宗師，其思想和理論對日本政治學界甚至輿論界都產生了極大影響，也理所當然地成為戰後日本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在日本思想史研究中，多半都是專門研究福澤諭吉，以至其專著《福澤諭吉論》被視為日本思想史上的“金字塔”，他也因此獲得了“戰後進步知識分子”的美譽。而丸山真男通過其研究，對福澤諭吉巧妙地進行了包裝，從而使得日本國內外都無法認清福澤諭吉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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