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6日電／絲綢之路”是人類經濟文化交流史上規模空前宏偉、持續時間最久遠的大動脈。它反映出中華先民雖眷戀故土，但一旦獲得推動力量，便激發出域外探險的志向和英勇無畏的遠行精神。中華先民探幽致遠的力量，包括軍事外交的“鑿空西域”、商業訴求、傳道弘法。
消弭軍事威脅，謀求和平
自西漢開始，中原人便把玉門關（今甘肅敦煌西）、陽關（今敦煌西南）以西的地帶統稱“西域”。鑿空西域，即打破中國西北方向的障壁，開通到達西域的孔道。逾越長達萬里的艱險絕域，須有強大的社會力量驅動。反觀悠悠古史，由中原到中亞、西亞陸路的鑿通，得力於軍事外交的驅動。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國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種訴求。而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形成“禦胡”與“拓疆”戰略，至漢武帝時，“勤遠略”得以大規模實施，漢民族的活動空間從黃河—長江流域擴展到中亞廣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間。
鑒於漢朝前期匈奴屢屢入犯塞內，對黃河中游農耕區造成破壞，甚至出現勢逼長安的危局，漢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計，誘匈奴入馬邑，欲一舉殲滅，卻功敗垂成。以後，武帝任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騎，奠定對匈奴的軍事優勢。宣帝時又“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與烏孫夾擊匈奴於天山之北。此後，匈奴統治集團內部攻殺、分裂，南匈奴臣屬漢朝。東漢時，漢匈戰端再起，車騎將軍竇憲率漢軍大破北匈奴，追至燕然山，匈奴西遷，長達300年的漢匈戰爭告終，中原農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寧。漢朝的文明光輝，與西方的羅馬文明相映照，使東亞文明與中亞、西亞、歐洲文明出現陸路交會的可能，這不僅在中華開放史，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義。
商業訴求是西北通路開辟的又一動因
然若深論之，這條中西通道的開辟，商業之力更在軍事外交的先頭。
早在張騫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貿易通道早已存在，中原絲織品西傳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傳》載，周穆王贈西王母“錦組百純”，“錦組”即帶花紋的絲織品，此為絲綢西傳的最早記述。公元前4世紀的印度著作中就有關於中國絲的記載；公元前3世紀，希臘、羅馬稱中國西部為“賽里斯國”，即“絲國”，可見其時中國絲綢已沿著中亞、西亞陸路運至印度、歐洲。不過，西漢以前從中原到西域一線，只有斷續、零星的民間商貿活動，自西漢開始則進為持續、成規模的官民並行的物資人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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