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的走紅，令我們再次感到了來自民間的蓬勃的文學力量。事實上，翻開中國文學史，《詩經》《古詩十九首》等湧動著“興觀群怨”的健康樸素的現實主義精神，漢樂府和南北朝民歌洋溢著“清新剛健”的民間氣息。及至中唐的“新樂府”運動，白居易等人重提“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樂府精神，也是針對長期統治文壇的“嘲風月，弄花草”的形式主義文風。李娟、餘秀華、范雨素等來自民間的寫作者的相繼走紅，呼應了中國文學大衆化的不竭渴求，她們使文學接了地氣，更大程度地走向大衆，走向平民，走向個人生活。
而比討論范雨素現象的文學史意義更為重要的，是思考文學寫作對於一個普通勞動者的意義。在采訪中，范雨素表示并沒想過靠文字改變生活，她寫作只是為了想要“做點和吃飯無關的事，滿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過“有事做、有希望、能愛人”的生活。蘇格拉底有言，“不經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范雨素提示我們，普通人也可以通過寫作，重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為平庸的日常賦予意義。正是這種意義，讓這些普通的人變得獨一無二，讓我們的日常生活，變得如此驚心動魄而又異彩紛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