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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聞聯副主席郭一鳴（中評社 范穎薇攝） |
提及香港政府的問責制，發展局前政治助理、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召集人何建宗認為，與外國的問責制相比，香港問責班子以原公務員偏多。因此，公務員如何更好的支持政府工作值得我們思考。
香江論壇主席江素惠則以台灣人的身份看香港回歸前後的變化，江素惠表示，回歸前，台灣人擔心香港回歸後他們在港的生活會受到衝擊，但回歸後的這20年，台灣人在港的生活依舊感到“賓至如歸”，我們從“過客”變成了“歸人”。她又表示，新聞和言論的自由是香港最寶貴的資產。兩岸三地的人士可以在香港進行交流溝通，希望香港能繼續保持和堅守這種自由。
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顧敏康認為，中央對香港的總體原則是沒有變的。回歸初期，中央更多的是強調“兩制”，讓大家對高度自治的認知發生了偏差。他強調，我們不能因為當時中央對“兩制”比較重視，就認為“兩制”是漫無邊際的和絕對的。中央具有全面的管治權，只不過是通過基本法把一些管治權授予了香港。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吳木鑾表示，中央與地方關係經歷了過去的毛時代、鄧時代再到現在的習時代，而香港問題實際上反映了中央與地方關係的這種變化。他表示，中央與香港的問題包括歷史問題，文化問題，中央要考慮的是國家統一的問題，而地方老百姓考慮的是自己的偏好，如何平衡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利益和矛盾是中央需要考慮的。
觀塘區議會副主席洪錦鉉提出，香港的治港人才依舊不足。政府希望能吸納各界各黨派人士加入，但反對派抗拒加入政府的心態並沒有改變。他呼籲，如果一個黨派是真的想對香港負責，承當起更大的擔當的話，應該推薦他們的人才進入政府，這對香港以及對他們政黨本身的發展來說都是有好處的。
此外，洪錦鉉指出，智囊團體可以容納對不同政策有不同意見的人，智囊團體是未來香港政治人才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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