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香港與內地出現的矛盾與衝突有深層次的原因。首先，由於香港以金融、保險、房地產為主的經濟結構，導致中央政府出台的政策紅利往往“惠商不惠民”，無法惠及中下層居民。近年來香港社會內部的“利益分配不均”問題越來越嚴重，香港居民收入差異懸殊，中下階層居住、生活壓力大。因此，中下層香港居民只看到與內地交流的增加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一定的不便，沒有感受到這種密切的交流帶來的好處，這樣衝突就在所難免。
其次，雖然內地與香港同根同源，但香港與內地的社會發展程度不同，經濟社會制度差異大，交往中出現一些“文化差異”和“文化碰撞”現象本該是正常的。但回歸以來香港的系統性國民教育缺失，本土意識過強、“港獨”思想抬頭，這些因素導致香港居民的國民身份認同不增反減，與內地的文化鴻溝日益加深，對深化與內地整合疑慮重重。
最後，與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也有很大的關係。回歸以來，香港政治體制沒有形成在中央政府直轄下的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反而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中香港特區政府的權力不斷弱化。在這種政治體制的制約下香港特區政府難以集中精力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也難以針對香港與內地交流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問題進行精准調控。
中評社：對於兩地交流交往，尤其是在經貿方面，您有什麼建議嗎？
“一國兩制”下香港要繼續發揮自身所長，基於自身在制度、法律、區位、專業服務、人才等方面的優勢，主動把握國家“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支持香港參與國家雙向開放這一機遇，提升香港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強化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從而獲得持續不斷的發展動力，拓展發展空間，共享國家發展進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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